吳有平原本還是覺得能夠與美國達成更具有文明高度的和平，聽何銳這麼1講，吳有平也覺得自己或許該放棄這種考慮。他說道：“主席，我下次來看你，可就不會談工作了。”
何銳用力撐著站起身，“談工作也沒什麼不好，如果不讓我工作，我自己都受不了。還有啊，我本想現在把遺囑遞交給黨中央，不過我覺得現在這麼做隻怕會嚇到同誌們，所以我將寫好的遺囑已經交給了主席辦公廳，如果我突然死了，你們直接找辦公廳要文件。”
吳有平與李潤石都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何銳對於生死的態度倒是沒什麼問題，吳有平與李潤石都希望自己也能這麼坦蕩的麵對死亡。
但是這種對於死亡毫不在意的態度的確太嚇人了，讓吳有平與李潤石都不敢對此發表任何看法，隻是告辭離開。
此時李潤石已經實際上掌握了權力，李潤石也不是沒有鬥爭經驗的菜鳥。1旦何銳去世，李潤石將按照製度接掌何銳的職務。但李潤石想獲得何銳的權力，就必須在黨內的定期選舉中當選才行。
黨內定期選舉就牽扯派係的事情。現在中華文明黨內各派係並非是封建時代的結黨營私，反倒是基於部門利益與政策利益結成的那種團體。
譬如，吳有平作為總理，很自然就成了文官們體係的利益代表。吳有平為了讓文官體係能夠更順利的運行，自然得照顧1下文官內部的合理需求以及1部分不太過分的需求。
何銳能夠以領袖的姿態讓黨政軍全部按照他的理念執行政策，是因為何銳本人能夠在黨政軍3方麵都提出出色的政策與規範，確保了整個中國的利益。大家哪怕是為了中國，是為了自己與本部門的利益，也不能去反對何銳。
沒有何銳這樣戰略能力的領導人，那就隻能依靠與各個派係的關係獲得足夠的支持。這就需要與各個派係進行各種博弈。
大家都喜歡何銳這種領袖政治模式，因為這種模式看起來效率高，成果大。不過曆史這東西記載的最多的內容卻是“不得以”。那種互相妥協的政治狀態才是常態。李潤石雖然不想在這種政治博弈中打滾，卻發現自己至少在獲得權力之前必須這麼做。
於是李潤石對吳有平說道：“總理，明年初就要選舉了，您對於未來的工作方向有什麼打算麼？”
吳有平聽到這話，忍不住輕笑1聲，卻沒有回答。這倒不是吳有平想要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向李潤石要求交換條件，因為李潤石在經濟領域的能力並沒有被證明。何銳有能力可以直接跳過總理吳有平而直接管經濟，李潤石現階段隻怕是做不到。
如果李潤石做不到何銳能做到的事情，那就必然得把經濟工作的負責權力交給國務院。根本不需要吳有平對提出任何要求。
之所以吳有平不去回答，是因為吳有平是真心希望何銳能夠長命百歲。何銳身體的情況已經不足以讓何銳繼續去負責工作，所以何銳應該會辭去黨的職務與政府職務。
隻要何銳沒有死，能夠在下1屆選舉時候活著，李潤石當選幾率就是100%。領袖之所以是領袖，就在於領袖的決定就會被執行。哪怕是大家不同意，也得去乾，還得認真乾。
見吳有平沒有回答，李潤石才繼續說道：“過去30年中，主席的政策始終在追求最高效率的經濟發展，積累了巨大的平等方麵的空缺。未來30年中，我認為我們要向人民提供的全新的生活方式中，平等必須得到強化。尤其是在教育方麵的推動，隻怕會要我們付出巨大的代價。”
聽李潤石不是講選票的事情，吳有平才答道：“最近很多不懂事的家夥們還吆喝著內鬥1場，他們自己或許就沒明白過來，他們索要爭取的其實是主導政策的權力，分配的權力。
我支持李主席的看法。教育的成本如此之高，讓人民理解到個人的力量隻有依托國家與社會的發展才能得到發揮，這並不是1朝1夕的事情。”
見吳有平並沒有搞“路徑依賴”，而是認同了政策需要在效率與公平之間進行平衡，李潤石安心不少。
隨即，李潤石是真的希望何銳能夠長命百歲。這種想法除了出於對何銳的敬愛，更多的是因為何銳的威望可以讓何銳對政策進行大規模調整而不會引發過於激烈的震蕩。
如果何銳現在去世了，李潤石表示“我們必須兼顧公平”，很多反對這種政策的人就會提出反對的意見，“主席屍骨未寒，你就要推翻主席的政策麼？”
是的。這就是人性！
那些人絕不會說，是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而要持續某種政策。而是會從道德的高度去指責李潤石。如果不是何銳明確的宣傳依附於農業時代的舊道德並不全部適合工業化的新時代，隻怕就會有人用“3年不改父誌”這種封建時代的話來反對李潤石。
想到這些，李潤石索性與吳有平談論起這些來。吳有平其實很欣賞李潤石，也認為李潤石的確是下1任領導者的最佳人選。所以聽了李潤石的看法後，吳有平並不覺得有什麼僭越的感覺，反倒覺得李潤石的想法足以證明他的成熟。
吳有平完全認同李潤石對於政策調整的看法，也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現在的人民的確已經知道了身處新時代，也的確受到了工業化中國現狀的影響。但是現在的人民還沒有能力理解到政治的本質。所以他們對於何銳的敬愛，反倒有可能被人利用來反對李潤石。
所謂的開民智，需要很長時間。倒不是說人民聽不懂或者不理解政策，而是因為人民無法想象他們沒見到的東西。現在中國需要時間，走完第1個工業化狀態下的經濟長周期。這個工業化的經濟周期的時間大概是60年到65年左右。
吳有平甚至直接說出了自己的看法，“這個長周期的開始時間並非是1924年，我們解放全國的時候。而是得從我們贏得這次戰爭後，建立起全球經濟新秩序開始算。也就是說，我們現在雖然已經在主席用儘各種判斷和手段，在天時地利人和的情況下讓中國並不常見的完成了工業化，卻還是不能當成工業化經濟周期的開始。
現在的戰爭，並沒有讓中國處於1個穩定的工業化的生活方式之中。當中國在和平的工業化狀態下，才可以開始計算。李主席，你正好要負責這開辟的階段。”
李潤石見吳有平在支持自己，也很是欣慰，“工業化所創造出來的巨量財富，會讓人民對於法治的需求快速提升。我個人的設想中，強化法治，也是實現公平的宣傳切入點。”
“嗬嗬，人民掌握了前所未見的財富之後，肯定會圍繞財富出現各種紛爭。不過清官難斷家務事，李主席，你真的做好了這樣的準備了麼？”吳有平笑道。
語氣雖然輕鬆，吳有平卻知道李潤石想從法治入手，可不是那麼容易得事情。推動社會進步的原動力固然是生產力，但是在每1個關鍵節點上，反倒是最情緒化的悲劇才能起到巨大的影響，從而讓社會開始進步。這種關鍵節點的抓機會以及把握機會的能力，可不是1般人能做到的。最近轉碼嚴重，讓我們更有動力，更新更快，麻煩你動動小手退出閱讀模式。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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