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體製是“三堂體製”即“鎮守太監、總兵官和巡撫都禦使”。總兵官負責指揮軍隊，鎮守太監負責監督，巡撫都禦史負責政務。長年以來，亂情不止，其原則主要是兩地的官府在平亂的時候，都把叛亂往對方的地方驅趕，互相推諉扯皮。
鎮守太監作為皇宮派出的代表，擁有監視地方省級以下所有官員的權力，這導致了與地方官府在權力上的直接衝突。鎮守太監的職責包括監督地方軍政要務的執行，在實際操作中常常與地方官府發生權力爭奪。
鎮守太監的職責與地方官府的職責存在重疊，特彆是在軍事和行政管理方麵。例如，在明代，鎮守太監負責監督防地軍事，而地方官府則負責行政管理。這種職責上的重疊導致了雙方在執行任務時的衝突和摩擦。
鎮守太監與地方官府在利益分配上也存在矛盾。鎮守太監作為皇權的代表，實際上是皇權的延伸，往往在地方事務中擁有更大的話語權，這導致地方官府在資源分配和決策上處於不利地位。這種利益上的不平等分配進一步加劇了兩者之間的矛盾。
新來乍到的鎮守太監陳初，一上來就要章子俊交出軍政大權，由鎮守府衙門領導，還有每月上繳銀三千兩，用作鎮守衙門日常開支，每年上繳稅銀二十萬兩為內庫銀，章子俊不予理會，陳初就派人開始在平安鎮內挨家挨戶收取“建衙銀，”平安鎮內各地行館，工廠作坊，各地商貿行，車馬行遍布，消息一出就弄的怨聲載道。
鎮守衙門規定，每家商戶每月上繳鎮守衙門管理費一錢銀豪，工坊工廠按大小規模繳納五個銀元至一個銀元，商貿行及車馬行等繳納三個銀元。
特彆針對那些流動攤販也要繳納市金了。還針對學堂，科研單位，醫院，車站，采礦，煉鐵爐收取營收稅，這些可是章子俊的基本盤，先不說收取多少，很明顯是朝廷用一個鎮守衙門來攪亂來了。
接著為了朝廷有效的管理收取“丁稅”。明朝時期，人頭稅與田稅、徭役三種租稅並存。田稅是交糧食，人頭稅是交錢，徭役是出力乾活。這一下鎮守衙門觸碰到了章子俊的底線了，這幾十年來，平安鎮為何繁榮，是因為平安鎮從未有過這種收費，已經取消了這三種稅，伯爺說了，平安鎮隻收取一種經營管理費，沿街叫賣的流動攤販，擺攤是不收市金，厘金的，門市商戶們每月五個銅板，行商館舍每月一個小銀豪，工礦大廠才收取五至一個銀幣，收取的費用用於維護周圍環境，建造廁所，疏通排水，打掃衛生，維護治安等。其它的費用全無。
什麼二十稅一，十五稅一這些在平安鎮是沒有的，連進城費也沒有，最說了平安鎮也沒有路卡和城牆。
可是現在突然冒出一個衙門又增加了費用，弄得商戶們懵了，不是交不起，而是適應不了，其費用還不低。當然是抵觸的。
後然實在是看不下去也推諉不了，章子俊說道：“鎮守大人，本伯不參和朝廷政事也沒有軍隊，隻有幾十名私家護院，哪來的軍政大權？再有，本伯已經幾十年沒有領到朝廷的俸祿，哪有錢財交銀，豈有此禮。”
陳初也不多問了，直接上疏彈劾，專門跋扈，藐視朝廷，委任不專，法令不行，人心不興，遠朝廷而親安伯也。邊關危矣，望陛下大舉乾綱，降罪已他，或罷黜除名。
幼稚，幼稚矣！當朱佑樘看到內務府送來的這份奏章，連喊了兩聲幼稚，隨即就招來謝遷，劉大夏商量此事，還沒有說及鎮守太監陳初在平安鎮碰了一鼻子灰的事。劉大夏奏道：“今有一事，莊浪土著首領魯麟任甘肅副將，求升大將不成，恃其部眾強，擅自回到莊浪。後又私下聯絡平安伯處舉兵求大將，被平安伯回絕，惱羞成怒之下大罵平安伯擁私兵謀反。
廷臣擔心其生變想授魯麟大帥印，又想召他回京師，安置在不緊要的地方。劉大夏請求獎勵其先世忠順，而聽任魯麟閒居。”
（魯麟向來凶狠殘暴失去眾人之心，沒有兵權無法有所作為，最後悶悶不樂而病死。）
謝遷道：“廷臣也是擔心平安伯不可控也，兵部早作安排，首先在京城附近駐兵作為左右輔佐。”
劉大夏道：“保定設都司統率五衛，祖宗之意也是如此。請遣還操練軍士，一萬人作為西衛，將駐紮在密雲、薊州，朔州的軍隊作為東衛。”
對於鎮守宦官，作為文臣的謝遷還是劉大夏都不讚同，劉大夏磕頭說：“對事情的決定，外邊的交付政府部門，內部的向閣臣谘詢就行了。揭帖易滋長弊病，不可作為後世效法。”意思是說這些事情不用鎮守宦官決策。
朱佑樘又問；“天下何時太平？”劉大夏答曰：“求治不能太性急，不過用人行政全都與大臣麵議，恰當的再實行，時間長了天下自然太平。”
劉大夏本想趁機提到四方鎮守宦官的危害。朱佑樘又詢問詳情，劉大夏答道：“臣在兩廣見到諸文武官的供應比不上一個鎮守，其耗費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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