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0年7月1日，在大明帝國和沙俄在烏拉爾山脈一線展開邊境戰爭的時候，位於西邊的歐陸魏瑪普魯士也沒有放棄在經濟蕭條時代求生的決心。
在經濟蕭條從1月份爆發以來，魏瑪普魯士失業人數從1829年統計的30萬人直接飆升到130萬人，超過8000家工廠倒閉，中產直接破產成為小產，甚至直接變成街上要飯的。
一時間普魯士百姓拚命的想要用手中的地租馬克來換黃金和龍元，想要以此對衝未來的通貨膨脹。
親身經曆過50萬馬克一個麵包的普魯士百姓根本不敢想自己的金錢變成廢紙要怎麼辦？不過魏瑪普魯士銀行限製了黃金的兌換，恐慌的情緒在這半年裡伴隨著無數失業的普魯士百姓。
有工作的工人工作一天也可能無法養活自己，這種經曆讓他們記憶猶新。
經濟蕭條帶來的不僅是失業，還帶走了普魯士百姓對未來生活的信心。
眾所周知，在經濟良好的時候，人們的思想往往是開放、包容、進步的，而在經濟蕭條時代，人們的思想將會再次趨於保守。
什麼新自由主義？老子都吃不起飯了，還喊著自由、民主、和平？努力掙錢也不如搶錢來的快。
於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魏瑪普魯士的百姓忽然發現似乎那個巴伐利亞州的工人組織才是真正為民請願的“好人”。
因為畫家的主張非常貼合目前魏瑪普魯士民眾的胃口，知曉經濟蕭條時代的到來就是自己崛起契機的畫家更加賣力的演講。
他那出色的口才和畫餅操作再次俘獲了普魯士百姓的芳心。
自1828年畫家重新執掌大權後，工人d的直係成員人數從6萬一路飆升到如今的60萬人，已經是一個不可撼動的“巨無霸”。
畫家手中的槍杆子——cf隊成員人數更是有80萬人，隊長羅胖子已經成為魏瑪普魯士最大的準軍事組織掌控人。
從巔峰到低穀，再從低穀到巔峰這一路走來的眾人已經看出來了畫家不是一個簡單的角色，整個工人d內部所有代表對畫家說的話更是言聽計從，畫家的權威是不可被反駁的。
7月1日，畫家臨時推掉了要在漢堡舉行的演講，乘坐火車趕回慕尼黑，他要去見一個人，一個他生命中的第一個貴人。
這個貴人幫助他實現了進入維也納藝術學院的夢想，幫助他沒有餓死在饑餓中，並且在1828年工人d被逼入絕境的時候拉了他一把，讓他成功的把一盤必死的棋給下活了。
一個人能否在事業上取得成功主要有兩點，一點是勤奮或者說天賦，要想獲得成功，前期的付出和投入是必備的，天賦和勤奮將會決定你在這條道路上能走多遠。
另一點是貴人或者說是賞識，貴人就是伯樂，即使千裡馬再能跑，再有天賦，也得等待伯樂，貴人能拉一把，再加上天賦和勤奮，那麼大概率會獲得成功。
這兩點畫家全部都占了，從一名街頭流浪畫家再到叱吒風雲的人物，畫家這一路走來的心酸隻有他自己知道。
坐在火車包廂內的畫家手裡拿著一幅油畫，這是他為數不多留存的油畫，自從他成為一名話事人後，畫畫似乎就離他很遠了。
他有許多年沒有畫畫了，在工人d內部的那些代表知道能得到一幅畫家的畫是多麼的難，曾經一文不值的油畫現在已經成為了人人都要的香餑餑。
畫家的兩名保鏢莫裡斯和格拉夫看了一眼畫家手中的油畫，這是一幅畫家在1819年創作的《大明盛世圖》，以此來表達對大明帝國的感謝。
可以說畫家中早期的貴人都是和大明有關的，但但是畫家能當上少尉而不是什麼波西米亞下士，這就得感謝大明遠征軍的將領了。
如果按照帝國時代的舊普魯士軍隊體係，畫家這個炮灰沒上過軍校想要當少尉？那估計成了骨灰都不大可能。
坐在畫家身邊的有兩個人，一個是鮑曼，畫家的最忠實的秘書長，另一個是戈爾，畫家最得力的助手。
戈爾同樣給那位大明的故人帶了件禮物，那是一幅他自己書寫的字畫，戈爾和大明帝國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
在戈爾早年的日記中就記錄著他是怎麼靠大明貴人和天主教堂的資助考取學位，成為哲學博士的，還記錄了他是怎麼一個人遠渡重洋跑到大明主修金融學並且在上滬南洋銀行工作的經曆。
“我和他有兩年沒有見過了，每次他的出現都能夠給我帶來意外之喜，就像我們在1811年的相見，他資助了我二戰維也納藝術學院。”
“1828年，在我們事業處於低穀期，我麵臨眾叛親離的局麵時，他又來到了慕尼黑，找到了我，給我和你資助了一筆金錢，說是對我們的創業公司的投資。”
“說真的，我很佩服他這樣的人，他能投資大明的皇帝再到投資世界各地的金融工資，再到投資我們，已經證明了他獨特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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