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不可自治，若民可自治，則廟堂何之？』鄭玄皺著眉頭，揮動著手臂，強調語氣，『廟堂治民，修路架橋，通渠開礦，皆需調度，豈可由民自處？若民以自治，必僅為耕織也！其郡猶能焉？其國可強乎？無廟堂之法，定無百姓之善也！』
『黃老之說，以民自為，以期大治，此乃謬也！大謬也！』鄭玄非常嚴肅的說道，『民之自為，皆出於私也！奈何天下之大公，必損小私是也！如戰場之大勝，必有兵卒之傷亡，若以私論，民懼傷亡而不進，恐妻子之無養，如何可勝之？』
『徭役，稅賦，征戰等等，何有百姓可為之？』鄭玄繼續說道，『上古之民一日所得，與今可比乎？何也？朝堂固有其弊，然不可因噎廢食！道法自然不假，然民自治則不可！』
鄭玄說得很嚴肅，很認真。
他不是憤怒，也不是狡辯，而是真的在和司馬徽在探討。
因為他就是這麼認為。
鄭玄在早期的學術思想當中，他認為是存在天神的，也認可天子一說。這一點在他還沒來長安之前對於《尚書》的注解之中可以見其一斑。而且鄭玄還認為五行當有五材，然後有日月五星什麼的，然後因為什麼政道不通則神怒，神怒則五材失其用，不得用則逆人心，人心逆則為禍亂……
很顯然，這是一個看起來好像是通順，但是並不合理的邏輯。
對於這個邏輯的錯誤之處，後世裡麵怕是小學生都能指出來，但是對於漢代的人來說，卻很有市場，因為這種天人感應的學說，已經用了三四百年了。想想看後世學閥才用多少年就已經是盤踞著學院頂級的位置，掌控著喉舌，勾結一氣排擠旁人，公然造假相互炒作，然後掌控了三四百年的時間漢代儒家子弟應該是什麼樣子？
漢代的這種天人感應，原本隻是宣揚君權神授，神化皇帝，如果君主的行為符合天神的意誌，就會由上天降下種種嘉瑞、符瑞以示隆興，反之，若君主過失，上天則會降下種種災異以示警告。由此進一步推論，所有人的生死、貴賤、貧富、禍福都是由天命決定的，所以應該恭順天命，服從封建統治。
這其實就已經是有些走回頭路了。
劉邦好不容易將權柄從血統『高貴』的舊貴族裡麵搶過來，結果他孫子又搞了一個天人感應，然後一步步的又還了回去……
但是在鄭玄到了長安之後，他因為正經正解的爭論和辯解，開始重新審視自己之前的一些經文的注釋，開始從原始的天人感應理論當中擺脫出來，逐漸的從唯心走向唯物。
鄭玄漸漸的開始強調人的主觀能動作用，表示隻要按照有序的安排，按照客觀規律行事，那麼就可以得到好的結果，並且不再特彆強調那些什麼祥瑞之事。
這樣的轉變，是因為鄭玄的政治立場的變化。
鄭玄原先在政治立場上，是偏向於保守和正統的，他認為封建製度是合理的和永恒不變的，符合天意的，因而積極維護封建統治的中央集權製，反對地方割據勢力，所以鄭玄當時非常厭惡袁紹，也不喜歡曹操。
不過現在，鄭玄雖然同樣也反對地方割據勢力，但是他同樣也意識到，並非所有的地方割據勢力都是殘害百姓的，都是亂世的禍根……
尤其是斐潛在取得了關中穩定之後，並沒有大舉進攻山東，而是依舊對天子表示遵從，雖然鄭玄也明白這隻是表麵上的遵從，但也足夠讓鄭玄大感欣慰。
因為鄭玄從根本上，還是認同漢室的，他認為作為人臣，至少必須具備三德之一，忠義勇，不可全無，若是全無那就根本不夠資格作為一個臣子。所以在鄭玄的整體事項理論當中，雖然現在被剔除了讖緯的部分，也不再強調神靈和祥瑞等事，但是在對待君臣關係，治理百姓等製度上，鄭玄依舊認為是要嚴守等級秩序，才可使政治穩定，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而對於司馬徽來說，他認為斐潛現在做的就很好。
司馬徽認可的政治製度和鄭玄完全不同。
簡單來說，司馬徽認為朝堂距離地方太遠了，朝堂的責任是隻需要管理好各地大員即可，但是不應該製定一些沒卵用的政策去捆綁各州郡的手腳。
而且從某個角度上來說，漢代的朝堂麼，也確實做得不怎麼樣……
『廟堂……好好，既然鄭公說廟堂，那就說廟堂……』司馬徽捋著胡須說道，『昔日孝順帝崩，衝帝始在繈褓，廟堂何為之？求請太後臨朝爾，太後又是何為？詔冀與太傅、太尉參錄尚書事。冀身居高位，權掌朝堂，卻侈暴滋甚。後孝衝帝又崩，冀立質帝。帝少而聰慧，知冀驕橫，嘗朝群臣，目冀而惡語，然朝堂之內大臣何為之？嗬嗬，任由跋扈進鴆，帝即日崩。』
『後孝桓帝即位，親宦官而遠清流，何也？孝質帝前車之鑒也！』司馬徽嗤笑道，『倘若孝質之時，有朝堂大臣勇於任事，除暴降惡，豈有後宦官為禍乎？跋扈故然凶殘，然宦官可除之，奈何清流不可為？孝桓帝之後，朝爭愈烈，各思私欲，難存公心。此等之廟堂，又有何益之？』
漢質帝最開始的時候還指望著朝臣，他公開表示和梁冀劃清界限，當庭叱責梁冀，作為一個被評價為『少而聰慧』的人，當然不可能不清楚和梁冀鬨翻臉的後果，所以漢質帝很有可能是明知道這個後果但是依舊去做了。
那麼是誰給漢質帝的勇氣？
肯定不是梁小姐，自然是這個事件背後的蠱惑者，那些朝堂之上自詡清流的大臣。
這就像是後世那些拿著國家俸祿，享受著高等待遇的公知，在屁股簾子被掀開之後才從叫獸變成錢叫獸，漢質帝一度也非常相信這些朝堂清流，高位大臣，但是這些人最後為了漢質帝做了一些什麼？
這些人在漢質帝生前什麼都沒做，死後都沒做什麼。
漢質帝駕崩之後，在商議新皇帝的人選分成兩派，一派是梁冀想立蠡吾侯劉誌為帝，另一派是李固、胡廣、趙戒及大鴻臚杜喬等等想要立清河王劉蒜為帝。結果是梁冀隻是將李固免職了，就輕而易舉的立劉誌為帝，這就是漢桓帝。
所以後來漢桓帝根本就不走清流大臣路線了，就像是後世那幾個老鼠屎公知將原本好好的一鍋粥全數給毀了一樣。
君臣之間失去了信任，還能起什麼好的廟堂之用？
劉誌最終是依靠宦官發動政變，誅殺梁冀，並翦除其黨羽，隨後從桓帝開始，就進入了宦官持政的年代。
而宦官持政的最終後果，也不必司馬徽多說了，就是當下的戰亂……
所以司馬徽認為昏庸的朝堂還不如沒有，像是斐潛一樣的強力且聰慧的地方諸侯，反而比一個昏庸的朝堂要做得更好，長安三輔就是明證。朝堂，或者說天子，當個吉祥物就行了，彆瞎指揮。隻需要做好製約，就像是各個封國的國相那樣，王爺為名，相國為實。
當然，司馬徽所設想的製度，同樣也是有問題的……
『非也！非也！』鄭玄搖著頭說道，『此乃謬論也。廟堂之亂，乃擇臣不良，若是驃騎在堂，可治必多於關中三輔。若輕廟堂，地方則重，久之必亂，便如七國是也。屆時天下皆為藩門巨族，法度迷亂，國之不國，天下必覆！』
『不對，不對！』司馬徽也搖著頭說道，『老夫所論，乃定後之策也。既定之，當無有戰，更無七國之患也。更何況即便是有藩門巨族，宛如蓮縣藍田之事，又有何懼之？』
『謬也，謬也……』
『錯了，錯了……』
兩個老人從白天爭執到了傍晚，然後兩個人才算是停了下來，默默的喝水吃飯，都在思考著對方的言辭，都在想著自己的論點，然後分頭睡下，次日清晨洗漱，用過早脯之後，兩個人又開始了新一輪的爭論。
或許是雙方都沒有辦法直接確定廟堂之爭的結果，所以兩人又很快的綿延到了其他方麵的差異爭辯上。
比如律法。
鄭玄表示需要嚴格律法，更詳細，更完備，任何人都不能違背法律，甚至包括君主。君主更應該帶頭遵從法律，這樣才能保證律法的有效施行。
司馬徽則是覺得要先教育，才推行律法，而且要給人更多的改正機會，要在鄉野之中建立起道德的標準，就可以解決大部分的事情，減少對於地方行政的律法壓力。
鄭玄表示要增加律法的宣傳，增加律法的官吏數量，這樣才有更廣泛的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