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玄和司馬徽的很多辯論的內容，其實很多人在心中多少都有嘀咕過。
雖然可能在嘀咕的時候，未必有那麼清晰的概念，但是肯定都碰到過。
忠孝的定義，或許是更高深了一些，但是每個人隻要在社會上，肯定都遇到道德和法律上的問題過。如果一個人是獨居的，永遠不和其他人打交道，那麼道德和法律對於這個獨居的人來說，就是毫無意義。
因為不管是道德也好，亦或是法律也罷，都是在規範人跟人之間的關係的。如果不和其他人發生任何的聯係，像是一個野人一樣獨自生活在自然環境之中，那麼道德和法律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義。
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分工協作，然後再進一步的精細化分工，使得人跟人之間的聯係越發的複雜，為人處世應該如何，也就成為了許多普通人日常的問題，以及學者研究的方向。
以道德要求旁人，以法律規範自己，看著像是討論底線問題，實際上隻不過是在試探底線。
這個底線，是會變化的。
嚴格說起來，鄭玄和司馬徽兩個人都不是存粹的單獨學派的學者。
就像是儒家一直在強調道德，但是鄭玄卻覺得律法很重要一樣，或許是因為斐潛在關中三輔推行的律法讓鄭玄改變了原本提倡道德的觀念，反正現在的鄭玄不強調人人都是君子，也不會再說什麼讓天下人都變成君子的話了。
司馬徽也是如此。他的道德和法律的論點，雖然有些偏向於儒家的道德至上，但是司馬徽的重點是因為想要減輕百姓的負擔而推崇道德，更多的是站在治國理政的角度上去看這個問題。司馬徽覺得吏員是不直接產出的任何『物用』的，所以如果一味的注重法律，那麼不管是從抓捕，調查到審判，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這樣會增加社會的負擔，如果可以用道德解決，不是更好？
不同的人，看到的東西自然不一樣，也就有不同的論點。
無論是儒家還是黃老，其實都清楚全天下的人，不管是君主還是百姓，都不可能是道德君子，隻不過之前的儒家或是黃老，都不願意承認而已。
不管是君主還是百姓，其實就像是熊孩子一樣，起初是不懂，後來是懂了裝作不懂，再後來就是表麵上懂實際上偷偷摸摸的做不懂。
秦王朝之時，將律法發揮到了極致。秦王和他的官吏們，嚴厲到了極點，不孝順父親的要被殺，路上遇到盜賊不幫忙的也要被殺！誣告碰瓷的反坐！不揭發違法的同罪！跟兄弟打架的剃胡子！偷東西的去修長城！連走錯路的都要鞭打，罰錢！
秦國的百姓也不是一開始都遵守的，隻不過是經過了幾代人的不斷的灌輸和紮實的執行，加上秦王和官吏的以身作則，才讓這麼剛硬的律法得以施行。
而漢代則是道德教化做到了極致，鼓勵百姓們孝順，友善，謙讓，皇帝以身作則，大臣們效仿，並且設立孝廉，來舉薦這些有道德的人來學習，做官，改變了民間的觀念，讓百姓們知道，自己該去做什麼，什麼做法才值得尊敬。漢天子和他的官吏們對百姓說，人必須要孝順，要有道德，你們看天子多孝順啊，你看我們多謙讓啊，所以啊，有道德的人才可以得到尊重，才可以當官，大家都要尊重有道德的人啊……
這兩種不同的做法，有什麼問題？
有人會說是這個問題，有人會說是那個問題，但是實際上不管是推行律法，還是加強道德，都離不開四個字『以身作則』，就像是熊孩子大多數都有熊父母一樣，混亂的律法和道德觀念的根本原因，就是有比百姓更加混亂的官吏。
秦國能重律法，是因為秦王也是這麼做的，秦國的官吏也是如此，所以秦國的百姓自然也就跟著如此。而秦國統一六國之後之所以無法在六國繼續推行嚴格的律法，並不是六國百姓和秦國百姓有什麼太大的出入，而是因為六國的官吏，舊貴族和秦國的不一樣。
這些六國舊官吏，舊貴族無法忍受，也根本做不到，所以他們就反叛了。
漢朝的道德教化使得華夏正兒八經的成為了禮儀之邦，注重道德，但一味的追求道德的同時也造成了後來的亂象，人們刻意作秀，為了名聲不擇手段。
一開始隻是沒有才能的人為了名聲瞎搞，然後劣幣驅逐良幣之下，將有才能的人趕下去了，再往後便是有才能的人也開始不擇手段起來，上上下下都開始不講規矩隻講作秀了，誰更能作秀，誰就能當更大的官，才能都用在作秀上，還有什麼心思去用在百姓身上？
就像是當街一個時辰之內，可以布置彩排安排人員，準時準點的迎接上官檢查，上官檢查完了，前腳剛走後腳又是物品清空，迅速撤離，這種執行效率，這種執行機構，難道會比什麼c，什麼k差多少？配合檢查的人員可以裝清潔工，裝售貨員，裝顧客，裝社區人員，裝什麼就像什麼，難道不比006，008更精銳？想想看全國上下多少機構在做秀，又有多少人員參與其中？
所以，很多問題其實都有前置條件的，不談妥前置條件是什麼，就無法確定某個問題的標準在哪裡，而隻有『忠孝』這個問題，是針對於每一個人的，不管是獨居，還是當官，不管是在秦國還是在大漢，人生下來，正常都有父母，所以必然牽扯到『孝』，而隻要這個人和外界有接觸，那麼肯定就有『忠』的延伸……
最終鄭玄和司馬徽都意識到了這一點。
想要簡單的去闡述，去厘清一些旁支的問題，其實根本不可能，隻會越爭越亂。
但所有的一切社會問題，大體上可以是歸於『忠』和『孝』的概念，一個是對外的，一個是對內的，一個是人在社會當中的態度，一個是人在家庭當中的標準。所謂『儘力』和『儘責』，其實意思差不太多，但是『責』是無法推脫的，也就是每個人生下來就必須要有的，而『力』麼，相對來說就活泛了一些。
雖然說後世的人類屬性的劃分更具備科學性質，但是對於大漢當下的人來說，一個清晰的，簡單易懂的概念，顯然會比後世的人類社會屬性的條條款款更讓百姓容易接受。
隨著『忠孝』的最終確定下來，青龍寺之內也隨之掀起了研討爭論的熱潮。
暫且不論青龍寺裡麵的後續引發的爭論，當下對於引發爭論的鄭玄和司馬徽來說，卻麵臨著他們人生的一個重大的考驗。
生死的考驗。
鄭玄被送進了百醫館。
雖然說及時灌下了一些湯藥，並且進行了針灸處理，但是病症並沒有得到徹底的解決，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顯得越發的嚴重起來。
華佗，太倉淳於，張雲等人聯合坐診，都是臉色凝重。
相比較鄭玄而言，司馬徽就好多了。
老人原本就是如此，上下年歲差一年，就像是天和地的區彆。早一年或許還能挑著擔子趕集，次一年就腰酸腿疼走不了幾裡路，再過一年或許就隻能在家裡麵待著出門都難……
司馬徽雖然沒有像是鄭玄那麼的嚴重，但是一場大病是少不了的，不過有百醫館的醫師照料，康複還是沒有什麼問題。
有危險的是鄭玄，他年齡更大，身體更差。
根據國淵的描述，其實在爭辯之前，鄭玄已經有了一些中風的症狀，雖然不是很明顯，但是在這一次激烈的爭論之後，這些症狀加劇了。
華佗和太倉雖然說當場及時進行了搶救，但是並不能完全解決鄭玄年老而到來的血管老化和栓塞的問題，再加上之前爭論情緒激昂，爭論結束的時候驟然的放鬆，一起一落之下，鄭玄就出大問題了。
若是一般的老人，在大漢當下的醫療條件之下，基本上就是放棄了，可問題是鄭玄不是一般的老人。
而且鄭玄和司馬徽才剛剛提出『忠孝』的概念，需要，也是必須坐鎮青龍寺，將這個概念確定下來，然後推廣開去。若是鄭玄就這樣故去，即便是有司馬懿的背書，也必然會有很多山東的鍵盤俠會跳出來挑刺，表示這隻是司馬徽的一麵之詞。
司馬家族和驃騎都已經像是穿一條褲子了，還能講什麼好的？
同時司馬徽也沒有鄭玄的群眾基礎，或者叫做認知度，畢竟鄭玄之前在冀州幽州一帶，有不少的弟子，記名弟子，旁聽弟子等等，所以鄭玄能說一句話，在冀州幽州一帶，可能比司馬徽說一百句都頂用。
畢竟之前司馬徽的主要戰場，是在河內和荊州。
因此，不管是站在人道的立場上，還是政治層麵的需求，鄭玄都必須要救，要從死神當中搶人。
但是這不是什麼容易的活……
『如今鄭公將身不謹，骨節不強，不能強藥，手足不便，智混慧沌，乃腦中有風涎之故也。』華佗說道，『湯飲緩行，不可急於效，金針分寸，不可儘其效，唯有開腦取之，方可根除。然意有短計，力有不足，時有破漏，重於恐懼，加以裁慎，難以定策，不知驃騎之意如何？』
『開腦取風涎？』斐潛嚇了一跳，這是華佗將鄭玄當曹操了麼？
當然，曆史上倒是沒有說華佗能開腦的事情，更沒有華佗當著曹操的麵說要砍開曹操的腦袋。隻不過是曹操頭疼的厲害，想要讓華佗當他的私人醫生，然後華佗沒答應，曹操就將華佗下獄，威逼利誘不成之後，就將華佗殺了。
因為當時曹操覺得反正都已經得罪了，若是真的自己犯病了，即便是華佗能治，又怎麼保證華佗在治療的時候不下黑手？所以乾脆殺了了事，結果沒想到後來曹衝大病……
不過當下很顯然，鄭玄不是曹操，所以華佗也沒有必要給鄭玄治病的時候摻雜什麼個人情緒，家國情感，所以隻是在和斐潛在陳述手術風險而已。
斐潛並沒有立刻做出決定，而是前往鄭玄的病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