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斐潛所在的後世，經常會聽到一句話叫做『物質和精神』，都要抓都要硬，而很可惜的是，這是華夏人在痛定思痛之後得出的結論，在後世之中依舊會有人忘記,就更不用說還在大漢的這個時間段了，大多數人都不是很清楚『物質和精神』的概念，更不清楚其延伸……
斐潛在轉譯軒，讓郭圖除了依舊對於西域的相關資料收集，也重點展開對於『可多之士』，也就是亞裡士多德的書籍相關收集、整理和翻譯工作。
或許有幾分外來和尚的味道,但是實際上是因為在大漢的三四百年時間內，原本華夏的唯物苗子，已經被摧殘歪了,死了，或是寄生在其他地方，就像是一個破破爛爛的房子，想要重新修補回來，還不如推倒重建。
而亞裡士多德的相關文獻，無疑就是這個新房子最為堅實的地基。
因為任何科學研究，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總是在已知的基礎上，獲得未知的知識，所以如何從已知正確的揭示未知，這，就是邏輯學的研究範疇。
亞裡士多德邏輯學的誕生，一方麵導源於古希臘發達的辯論術,一方麵直接來自於當時最盛行的幾何學，他關於科學證明的論述正是從幾何學的證明中抽象出來的，也正因為如此,亞裡士多德的邏輯演繹體係，先天便帶著數學的嚴密姓和可靠姓。
古希臘，古印度，古華夏，幾乎都在同一時間段發展出了唯物，辯論，邏輯的種子，但是古印度的種子最終長到了佛教身上去，而華夏的種子在一開始成長起來之後，就被統治者給壓製下去四分五裂了……
對於人類社會來說，亞裡士多德邏輯學更為重要的意義在於，它為我們認識真理開辟了一條不同於認識論的新途徑，即我們還可以通過邏輯獲得對未知領域的真理姓認識，這無疑是更客觀、更少爭議、更易懂得、更易傳承的認識方法，也是科學體係建立的基礎。
而對於華夏文明來說，正是因為邏輯學的缺失，才會使整個華夏後期的封建王朝陷入模棱兩可與詭辯無常之中，全靠一張嘴，上下兩翻皮，對錯標準隨便定,使得法治往往淪為空談,一碰到事情就變成人治，上下左右的信任感幾乎為零。
最為簡單的例子，就像是有人當著他人的麵說『量小非君子』，然後轉頭又自己嘀咕『無毒不丈夫』；要爬上去的時候表示『人往高處走』，然後轉頭對自己屁股後麵的人說彆爬了，因為『高處不勝寒』。
這種嚴重的精神分裂，就是缺乏整體邏輯性頑疾，行為邏輯隨時隨地處於一個可以分裂的，不能統一，陰陽狀態之中，所以到了後世還有受害者有罪論，還有一個巴掌拍不響，有占便宜的時候什麼要優先而在受苦受累的時候卻表示彆人要發揚風格。
正因為沒有邏輯，才讓華夏後續的社會觀念當中是非對錯，是那樣的模糊。
不論社會科學、還是自然科學，要追求真理，就必須客觀嚴謹，排除一切主觀乾擾，來不得一絲馬虎。
這就是為什麼華夏的文明諸子百家之後，便是再無百家。
因為隻剩下了唯心。
絢麗之後，隻剩凋零。
罷黜百家，扼殺了荀子的唯物學說，便扼殺了客觀，獨尊儒術，埋葬了墨子的邏輯學說，也就埋葬了嚴謹！
啥？法學？那是為帝王服務的，談不上什麼唯心唯物，他們是唯帝王。
這一次青龍寺大論，是不是可以再刺激一下華夏本土的唯物論？
其實有一個比較諷刺的事實，是比亞裡士多德早幾十年，墨子便已經建立了類似的邏輯體係。在《墨子》中，六篇論述組成的《墨經》，與其他各篇姓質不同，其主要內容不是政治倫理學說，而是科學定義和理論，可以使人通過邏輯方式，樹立正確的觀點，反駁錯誤的觀點。
當然，墨子最後失敗，不是失敗在邏輯學唯物論上，而是失敗在他反對統治者上，這個跟黃老是一個毛病，但凡是統治者存在的社會，就不會允許這樣的理論流傳。
像是亞裡士多德一樣隻講邏輯，那就可以保存下來，甚至在後來還可以被引入基督教的理論當中……
在後世近代西方思想湧動到了華夏之後，梁胡等學者運用西方科學的方法來研究《墨經》，才讓世人明白，其實我們祖先的邏輯和科學思想，在當時的世界有多麼先進。
可是到那個時候，感慨先進，傷感春秋，有用麼？
還不如現在就做。
能做一點算是一點。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山之玉也可以攻石。
不管是石頭木頭，隻要能敲動人頭，就是好的。
斐潛之前也一直考慮這個問題，而很顯然的，若是斐潛想要重新樹立起墨子或是荀子的招牌來，儒家子弟一定不肯乾，會反對，然後就進入了儒家子弟最喜歡的環節當中，也是後世杠精的先祖，純粹為了反對而反對，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究竟反對的是什麼！
所以與其說重新翻開修繕墨子荀子的破屋子，還不如找個由頭，讓這些儒生自己去到被他們先輩毀壞的房屋之中去整理，去搭建起新的唯物邏輯辯證等地基來。
當然斐潛也知道，儒家當下的積習已深，整體學子的觀念也不可能因為某些方麵的衝擊，而遽然改變，這還需要一個過程。
斐潛現在做的，就是加速這個過程。
像是催化劑一樣。
當然，從收集到翻譯，再到出版來影響士族學子，都是需要時間的，斐潛預估至少也要三年往上的時間，很顯然是趕不上這一次的青龍寺大論，但是可以在青龍寺大論的過程當中先埋下一些鉤子，來等待時間這小子慢慢的去拉扯。
這鉤子，就是工業。
當然，對於當下的大漢來說，這些工業，或許就可以說是某些方麵的『科學』之證明。
這並不是臨時起意的，其實斐潛早就想這麼做了。
想要發展農業工業，需要的是嚴禁，是邏輯，是唯物主義，而不是幾許，若乾和大約。
農業相對來說還好一些，而這一段時間，在工業上的矛盾，則是有些明顯了出來。
一方麵，隨著關中三輔的商品經濟的快速發展，人口的增加，使得不管是對農業還是對於工業，都有了更多更高的產量上和質量上的要求，另外一方麵，隨著工藝的繁雜和細化，對於產業工人的要求也在提升，存粹的苦力蠻力的價值在下降。
因此，工業上對專業專精的工匠，或是說『工人』的需求，自然就越來越大，而傳統的師徒相授方式，不僅是時間長成效慢，效率低下，而且有時候會趕不上工藝發展的速度，遠遠不能滿足行業對技術工人的需求。
同時大漢山東山西的戰亂，難民的湧入，隴西隴右西域等地的奴隸勞動力補充，使得低廉的那些純粹的繁重苦力，越發的沒有什麼報酬體現。
而在關中三輔的大量人口密集區域，耕田是相對有限的，並不能容納那麼多的勞動力，因此拔高工業的發展，使得工業作坊可以容納更多的產業工人，就是斐潛在穩固了農業之後，必須前瞻性的邁出新的一步。
總不能屎到臨頭了才去修建茅坑罷？
環境的穩定，以及基礎的溫飽之後，必然會有大批的人口新生，再加上大量的貧民流民難民從其他地方湧入關中，必然會帶來社會上的一係列問題。
而這個問題，包括龐統和荀攸，甚至其他一流的謀士都難以估量和預判，也隻有斐潛這樣的有著大量後世經驗的人，才能推衍出未來的變化，並且針對性的做出相應的舉措。
因為無一技傍身，隻能從事最初級的體力勞動，這樣的收入，之前在關中三輔或許能夠活下去，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存粹靠體力的勞動，會越發的難於養家糊口。
同樣是在織布工場中，隻從事搬運，挑水，踏車的小工，和熟練的織工或者緞工的報酬是不一樣的。
即便是在最需要苦力的磚廠或是冶煉廠，負責搬運，扇風，盯著火的這些人的收入，也遠遠落後於上料，灌注，煉鑄等工序的工人。
這種差距，有時候甚至是十倍以上。
在這樣的情況下，一方麵是斐潛需要擴大生產，一方麵是大部分的工匠心中都有教會了徒弟餓死師父的顧慮，以至於藏一手，短一塊的師徒傳授模式，難以跟上工業發展的需求。
在相對市場狹小的行業裡，教會了徒弟確實會餓死師傅。而現在斐潛是想要將工業從關中擴散出去，形成一個中心，川蜀河東隴西三個支撐點的局麵，繼續沿用舊有的模式，就自然很麻煩了。
與其去攻克這些工匠心中那些陳舊的觀念，打消他們所謂『餓死師父』的顧慮，就像是在當下要在儒生當中重新推崇墨子和荀子一樣的不現實。
就像是陽奉陰違的是一小撮官吏的時候，自然是這一小撮的官吏的問題，但是如果是全天下的學者或是工匠，或是更廣泛一些的普通百姓，都在陽奉陰違，表麵上都講道德實際上都為了錢財不擇手段，表麵上說自己很幸福心中卻是麻麻皮，那就不是一般的問題了。
斐潛需要和所有儒家學子站到對立麵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