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規劃，教官與學員的報道時間都定在十天之後，也就是7月12日到13日，共計兩天，過時不候，14日的“結盟節”為正式開學時間。
之前，安德魯還通過治安委員會的關係，命令附近監獄方麵騰出兩棟閒置的大樓，作為教學與宿舍。
目前，克勞德已收到各軍團彙來的15萬裡弗爾銀幣的讚助費，這位財大氣粗的後勤部長不再為了一個銅板斤斤計較，居然一口氣招募了數十位廚娘、保潔員與宿舍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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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老資曆的革命者，康邦在大革命之前，一直在蒙彼利埃經商。1789年4月被選為參加三級會議。1791年9月入選立法議會，1792年9月選入國民公會，半年後被選入救國委員會。
也是從立法議會開始，康邦就一直在革命政府裡，從事財政方麵的工作。由於高通貨膨脹與指券的超量發行，使得康邦有了一個“指券銀行家”的名號。
然而在事實上，康邦領導經濟工作委員會，一直呼籲救國委員會減少紙幣流通毫遏製通貨膨脹，但由於對外對內戰爭持續了兩年，導致軍費不斷開支，加之羅伯斯比爾集權於救國委員會而削弱其財政管理權力，最終讓指券的發行不受控製。
“事實上，我和財政委員會的唯一工作，就是接受三巨頭們的指令，然後擬定計劃，督辦印刷車間需要印製多少數額的指券！”
夏特勒咖啡館的二樓包廂裡，康邦一個勁的向麵前的安德魯將軍吐槽。但在三個月前，這位救國委員會的重要委員似乎正眼都不曾瞧過，在外交委聽證會上作證的安德魯上尉。
時過境遷，曾經的小軍官已成長為康邦必須重視的大人物了。之前，他還堅持要帶著好友蘭代，但被寬容派代言人的安德魯斷然拒絕後，隻好獨自前往夏特勒咖啡館。
那是蘭代在丹東受審過程期間，給革命法庭出具了一些對丹東嚴重不利的“偽證”，因而受到塔裡安、勒讓德爾、布爾東等人的唾棄，穿越者自然不會此惹了眾怒。
安德魯為鬱悶中的康邦倒了一杯紅酒，看似隨意的問了一句。
“我聽說效忠羅伯斯庇爾的巴黎公社，正在擬定一份限製最高工資的法案，還為巴黎各個行業指定了工資最高限額表？”
“是的！”康邦點了點頭，繼續說：“我和蘭代委員對此堅決反對，要求救國委員會下令製止巴黎公社的愚蠢行為。”
這段時間起來，巴黎公社與市政廳為了滿足製造商、手工業者，甚至是黑市經營者的經濟訴求，而開始犧牲無套褲漢、工場工人和工資勞動者等最貧困階層的利益。
一年前，一位熟練石匠工人的每日收入可以達到3裡弗爾，等到限製工資之後，這位石匠就隻能拿到2裡弗爾左右，意味著家庭收入銳減了三分之一。原本依靠石匠一個人工作，就能養活一家五口且溫飽有餘的生活，極有可能立刻陷入到困境。
巴黎公社在製定最高工資的同事，禁止他們的一切遊行、罷工與請願行動，還根據《勒夏普利埃法》，要求各區的革命委員會保持警惕，隨時鎮壓巴黎工人們的合法鬥爭。
回到眼下，安德魯卻對康邦提了一個聽似荒唐的要求。
他說：“我個人有一個小小的建議，那就是從現在開始，你和蘭代委員在救國委員會上，就此事保持緘默，靜觀其變。而我，將竭力勸說我的同誌們，考慮接納蘭代公民，但至少不會是敵視。”
做路易十六時期的財政專家，康邦當然清楚限製工資會引發什麼樣的嚴重惡果，也明白安德魯此舉意義何在。
不過是想激起廣大無套褲漢，與巴黎公社，與羅伯斯庇爾的矛盾衝突，暗中鼓勵、煽動收入銳減的工人們，集體圍攻巴黎公社和巴黎市政廳，削弱羅伯斯庇爾的統治基礎。
無套褲漢的運動自“芽月慘劇”之後，漸漸脫離了巴黎公社的控製。很多人看到，巴黎各區政治生活在無可救藥地退化，之前的革命激情不在了，巴黎無套褲漢對於現行製度變得深懷不滿。
由於民眾的經濟困難，以及“對斷頭台的厭惡”極端派的故意為之），巴黎輿論界逐漸掀起了一股反對革命攻府的潮流。羅伯斯庇爾和他的“三巨頭”統治，以及舔狗式的巴黎公社，都為眾矢之的……
於是僅僅一分鐘後，康邦就代替自己的好友蘭代，接受了安德魯的“合理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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