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普戰爭期間，普軍的幾個戰略集團，20多萬大軍，基本都集中在南線的圖林根山脈，與西麵的漢諾威一帶，從而導致普軍在東麵的波森大公國方向，也就是“大波蘭”與華沙的兵力，存在嚴重不足的問題。
等到東普魯士方麵軍贏得“凱爾采戰役”的勝利，並成功收複了華沙外，普軍在大波蘭地區的防禦就變得土崩瓦解了。
以至於維比茨基和受他節製的波茲南兵團（指揮官是斯坦尼斯·瓦夫·費瑟將軍），不費吹灰之力，就收複了大波蘭地區四分之三的領土。而短短數天內，大波蘭各級城鎮與農村，依照波茲南省級委員會的號召，紛紛建立了對應的革-命委員會。
與此同時，波蘭領土上的普魯士移民，隻能龜縮在少數有堅固要塞堡壘保護的城池裡，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候法國-軍隊到來。他們寧可餓著肚子向三色旗投降，也不願意向波蘭軍隊繳械。
那是到處在傳聞，有數以萬計手持兵器的波蘭暴徒在波森大公國鬨事，瘋狂屠殺一切隻會說德語的普魯士人，無論對方是軍人，還是平民。一旦被他們抓住，都是格殺勿論，統統吊死在樹梢。
鑒於此，作為東普魯士方麵軍總指揮的席塞爾將軍，隻能將手中並不多的法屬後備軍，甚至是荷蘭和瑞士軍隊，以營連的方式派往大波蘭的各處要塞，接受普魯士人的投降，竭力保護普魯士移民的人身安全。至於私人財產，尤其是那些房屋、田地、礦山、莊園等不動產，那就無能為力了。
7月中下旬，也就是華沙光複一個多月後，在巴爾斯執政官的倡議下，波蘭臨時中-央議會，以及中-央政-府一致同意，將從陪都克拉科夫，遷都到北麵，2百公裡外的首都華沙。
另外，臨時議會還通過一份決議案，將波蘭光複區的各級“革-命委員會”，過度到“祖國統一委員會”，繼而儘可能的團結各階層的民眾，逐漸淡化波蘭與普魯士的民間矛盾。
然而事實並非巴爾斯等人設想的那般簡單，波蘭的社會階層，尤其是上層之間的關聯很是複雜，相互間的利益糾葛也非同尋常，
在中後期波蘭-立陶宛聯邦共和國的政治環境裡，形成了以三股政治勢力互相製衡、博弈的局麵，分彆是：國王，王室代表的傳統王權；廣大的施拉赤塔階層，國家統治階層的主要構成；少數非常有權勢的貴族巨頭，通常都生活於大中城市。
需要說明的，波蘭的貴族數量屬於歐洲各國最多的，差不多15%的人口都是國家的貴族；如果再算波蘭的那些準貴族（被承認的私生子或其他方式混到貴族頭銜的），這個數字可以達到令人恐怖的25-30%。而同一時期的英國與法國，貴族的比例僅有2%到3%。
三股政治勢力的互相製約形成了一個良性、穩定的政治環境，任何一個勢力的獨大或衰弱都會造成非常糟糕的影響。
在波立聯邦晚期，隨著頻繁的對內與對外戰爭、經濟的失利，王權受到沉重打擊，政治生態嚴重失衡，施拉赤塔和貴族巨頭權力瘋狂膨脹，直接造成了以“一票否決權”為代表的一係列惡劣的政治現象，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聯邦（共和國）的衰亡。
在波蘭滅亡史上，最容易被曆史學家大批特批的，是投靠俄國人的“塔戈維查聯盟”。這是一個由俄國將軍主導，不少波蘭大貴族參與，甚至還包括當時的波蘭國王，所組成的一個反動政治聯盟。
不過，更多的波蘭大貴族、大農奴主還是愛國的，包括現任波蘭臨時執政官的巴爾斯伯爵，波蘭武裝部隊總司令波尼亞托夫斯基親王，還有因為政見不合而被安德魯趕到美國的柯斯丘什科侯爵。
事實上，波蘭的大貴族並非一味的保守愚昧，他們的子弟也認真學習與研究過法國的啟蒙思想，很多波蘭貴族還積極參加過法國大革-命，於是後續在波蘭就出現了一部《五三憲法》。
前世的安德魯深入了解過波蘭近代史，真正妨礙近代波蘭發展的，除了俄普奧三大強敵外，主要的內部阻力，來自廣大的施拉赤塔階層，他們是國家統治階層的主要構成。
廣義上講，任何貴族都算是施拉赤塔階層；狹義上講，施拉赤塔階層隻是那些數量龐大，財富地位良莠不齊的中小型貴族。
而這個狹義的施拉赤塔階層，約占波蘭整個人口的8％左右，主要是波蘭的中小貴族，尤其是分布在廣袤東歐平原之上的，那數十萬的鄉紳小貴族，約有70%到80%的耕地都是他們的。
施拉赤塔雖然都是世襲貴族，但並不是所有人都是有錢有勢的，一些施拉赤塔甚至還不如部分市民有錢。
然而，即便再貧窮也並不妨礙他們在法律、政治上的特權及影響力，最貧窮的人享有與最富有的大貴族相同的權利。
就算窮的要給大地主打工，施拉赤塔也有權利在瑟姆（地方）議會上發表自己的意見和投票。
在波蘭與立陶宛聯邦境內，曾一度擁有7百多個新教教會裡，其中就有420個屬於加爾文宗，而140個為路德宗，剩下的是阿裡安宗及其他教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