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十年代之前出生的人，肯定記得曾經有這樣一群人。
他們白天在家耕耘自己的土地，晚上則背著一個簡陋的木製醫藥箱，腳穿草鞋，走村串戶，給當地農村人治病。
他們本身也是一個農村人，醫療技術並不算高，用後世的醫療資質來看，他們中的許多人甚至稱得上是庸醫。
林新甲領著一個皮膚黝黑、戴解放帽，身穿一套洗得泛白的同色布衣的瘦削中年人，沿著樓梯來到二樓小客廳。
李建昆說了聲坐吧，瘦削中年人大大方方在一張單人位真皮沙發上落座，坐姿端正，腰杆筆直，目不斜視。
林新甲親自替他倒來一杯茶水，說了聲“童醫生請喝茶”。
名叫童小華的赤腳醫生道過謝，雙手接過。
赤腳醫生四個字，乍一聽似乎帶點貶義色彩，其實不然，這類擱後世被許多不明就裡的人打上庸醫標簽的人，在這個年代的農村，卻有一個特彆高大上的尊稱。
正是赤腳醫生。
在建國之初直到五十年代末，我們的醫療資源和條件都非常緊張，尤其是在更廣袤的農村裡，農村人生病，基本靠拖和等來應對。
“拖”就是拖延，根本不去管，任疾病自生自滅；“等”就是等待，等待死神來臨。
並非農村人真的無知到這種地步，連疾病生死都敢忽視，是真的沒有辦法，如果距離城市近一些的地方還好說，可以去城市就醫，反之，大多情況下隻能如此，或者找些道聽途說的偏方來治療。
因此那個時候的農村因病去世的人很多，特彆是在新生兒這一塊，有個數據，那一時期，新生兒病死率一度達到30。
這是什麼概念？
它預示著在34個嬰兒當中，就有一個會在繈褓裡死掉。
這一切都是因為受當時農村匱乏的醫療資源限製，無醫無藥，疾病才會肆虐。
須知，我們當時攏共七億多人口，而農村就占據六億。
六十年代在教員的親自關心之下，這一情況得以改變，聽從他的偉大號召，農村多出這樣一群人，既有本身就是當地的農村人，也有來自於城市的上山下鄉知青，他們大多從零開始，克服種種困難，看書學習，在自己身上練習紮針，以此艱難地掌握了基礎的醫療知識。
農村人很忙，白天要下地乾活，赤腳醫生們除了要做好自家的農活，還要背著藥箱，爬坡上坎來到田間地頭，為村民們普及防疫知識；不論陰晴，不分晝夜，有村民染上疾病，赤腳醫生就得冒著雨雪，頂著月色，踩著泥濘的鄉間小道，匆匆而至。
那時候農村人很窮，看病治病最關心的不是病情，而是需要多少錢，赤腳醫生往往會對他們說不用收費，其實卻是赤腳醫生們自掏腰包……
一種無比崇高的信念砥礪著他們。
恰恰就是這樣一群“庸醫”，在六十至八十年代期間，竭儘所能挽救著六億多農村人的生命，其實，他們完全算得上是新中國真正的醫生。
醫術高超固然可敬，倘若無懸壺濟世之心，反落下乘。
人們不應該忘記這樣一群“庸醫”。
作為同樣是農村人的李建昆，對於赤腳醫生沒有任何偏見，但是，任何群體內都有害群之馬，如果確實是眼前這人胡亂醫治，造成林老師中毒身亡，這個債，身為小舅子的李建昆，必須討要。
“童醫生，我想跟你確認幾件事。”
“你說。”
“你替我姐夫治過病嗎？”
“治過。”
“能具體說說嗎，都是怎麼治的，用過什麼藥？”
“林雲從小身體就不好，我給他治病的次數多了去，記得他大概十歲出頭的時候，有次發痢疾，家裡窮用不起西藥，是我去山上采的草藥。”
童小華看著李建昆，壓抑著一股怒火說道，“我知道你想打聽什麼，懷疑我治死了林雲。林家富起來後，看病吃藥根本算不上花銷，犯得著再找我這個半桶水？正規大醫院當然更好，他們找我我都得推過去。
“之前林雲從醫院帶回些吊瓶，倒是找我紮過，三天，沒好利索，我讓他再去醫院看看，後麵顯然沒去，村裡人、他那些叔伯姨嬸兒們更信鎮上的神醫……”
李建昆打斷他，“神醫？”
“你隨便打聽一下就知道，傳得神乎其神，說是癌症也能治，我董小華雖然不是什麼文化人，但是也知道既然現代醫學把某種病判定為癌症，說明是人力很難回天的事，一個小鎮上的醫館、醫生敢說這種話……嗬。”
似乎有千言萬語，最終隻化作一聲譏笑，其中飽含著深深的無奈。
董小華不止一次試圖向村裡人闡述清楚這個道理，雖然沒有被罵得狗血淋頭，卻也沒少聽到些風言風語。
諸如“自己醫術不行，嫉妒彆人”、“要是都去鎮上找神醫看病，他每年可得少一份好收入”、“人總是會變的”，此類。
李建昆皺眉問：“所以我姐夫後來是去鎮上找的所謂的神醫治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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