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李泰先抄起高敖曹舊槊耍練一番，又塗油保養、小心收起，吃過早飯後，這才來到前堂。
“郎君，司徒公前募諸員籍貫告身都錄在此。此諸員我也都見過，紙外細情可以問我。”
長史賀蘭德早已經在前堂等候，見李泰走來便連忙迎上彙報道。
“有勞長史。”
李泰點點頭，接過賀蘭德遞來的名冊翻看一下。
過去這段時間，高仲密一共賣出去七個公府掾屬的職位，接受了大約在一千五百多匹帛的物貨奉送。帛在關西的購買力還是挺高的，這價格也並不算低。
賣官的收獲三分之二都送去商原鄉裡供李泰花銷，其他的一部分則仍儲蓄家中維持家計，可見高仲密也的確不是單純的貪圖享受才搞出這件事情來。
七名公府掾屬，有兩個華州本地人，其他的則是外州僑居的富戶。
後三國時期，國與國之間人員流動很頻繁，有的是戰事所迫，有的是逃荒避災，也有跨地域的商賈。
俗話說人離鄉賤，這些失鄉之眾並不是所有人都能獲得特殊的關照，關西民風的排外，李泰也是深有感觸。若能獲取一個官職出身，有無職權都好，處境都會得到大大的改善。
更何況公府掾屬也並不是什麼卑下官職，北魏年間常為世家清流解褐之選，一者諸公、開府本就多為其世交親長，二者這些府職也多清閒不累，活少錢多離家近，還能刷聲望、搞社交，何樂而不為？
反倒是那些州郡長吏，因為事繁任重，不受世族青睞。
比如後世八柱國之一的於謹，便曾說過：“州郡之職，昔人所鄙，台鼎之位，須待時來”，寧肯悠遊郡邑，也不肯出仕做官。
好不容易等到六鎮兵變，於謹在平叛過程中得有出眾表現，結果又流落關中，先後被賀拔嶽和宇文泰辟為郡守與州長史，恰恰是他年輕時鄙視的官職。
不過如今的西魏時局也談不上什麼世族風流，大凡有才誌者也都崇尚職權事功，這些袖手無事的公府員佐便也談不上清貴羨人。
“請問長史，這些佐員若赴大行台聽用，大抵會授給怎樣職事？”
李泰對西魏的行政構架和規章還比較陌生，便又開口問向賀蘭德，了解他們接下來前程如何，才好對症下藥的加急培訓下相關的吏能。
“大統以來，大行台便推重政治，體恤下民疾苦。編戶授田，使人有耕，可謂無微不至。”
賀蘭德先隔空拍了一個馬屁，然後才又說道：“但今關西人才簡樸，尤其州郡在治事員甚缺，亟待增補。公府滿秩諸員，多發州郡為用。近年行台蘇尚書又掌議儘地利、均賦役，計帳戶籍須從頭造起，州郡事員要勤走鄉裡勸農督課……”
李泰聽到這裡，便明白這些人大概會使用在哪一方麵了。
蘇綽之於西魏北周的政治建設意義之大，言其總工程師都不為過。他所提出的《六條詔書》，在後世也被論述諸多。
除了政治框架建設之外，蘇綽對基本的行政格式的改變和創造也影響極深。比如他所創立的“朱出墨入”的記賬規定，還有對計帳戶籍的改革，對後世也都影響極深。
西魏國力本就是後三國最弱的一方，要在有限的籍民基礎上實現政權長期穩定的維持，那麼自上到下的一整套行政結構就必須要縝密高效。
計帳並不是單純的記賬，而是按照國家賦稅規定將每一編戶當年應繳的租調數額記錄在戶籍上，財政的審計具體到每一編戶，所形成的一係列文書便被稱為“計帳戶籍”。
獨立言之的計帳，就是政府當年租調稅收的一個概括，以供政府行政量入為出。後世隋唐帝國對財政稅收的管理，也都大體沿襲蘇綽所製定的這一計帳基礎。
西魏編戶較之同時期其餘兩個政權雖然不多，也起碼也得有幾十萬戶的編戶數量。每一編戶便要造一計帳，其書寫與整理彙總的工程量之大可想而知。
現在可沒有電腦聯網辦公的便捷方法，所有計帳文書都需要州郡縣鄉的官吏們計算整理、一筆一筆的寫出，而且還要一式多份的抄寫，以供大行台、州郡縣鄉各級官府留底核計，工程自然更加浩大。
賀蘭德也說，這項工程從數年前便已經展開，但一直到目前為止，仍然僅僅隻有關內核心州郡才能勉強完成計帳戶籍的工作。
其他河東、豫西、隴右、陝北等地，雖然也歸西魏朝廷統治，但卻連編戶基礎都不完整，更加談不上進行計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