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06章新鄭新政(中)
高務實認為北方商人的問題好解決，而南方商人的問題不好解決，並不隻是因為他有把握說服北方商人的核心——晉商商幫，這裡頭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那就是南北商人所從事的商業貿易在很多方麵並不一致。
北方商人做得多的大抵是大宗糧食、食鹽、棉布、皮毛、人參(女真產)等貿易，後期由於俺答封貢以及京華的介入引導，又將牛羊、馬匹等貿易納入了進來，而京華本身除了也參與以上貿易之外，還有大量的鐵器(包括軍工)、船舶、水泥、香皂、瓷器等。
而南方商人除了在糧食、食鹽、棉布、瓷器、船舶等方麵與北方商人有所重疊，其餘如絲、綢、絹、帛(有區彆)生產、織造(成衣鞋帽加工業)、印染、紙張製造與印刷(書籍)等行業都是北方商人較少涉足的項目。
可能有看官要問了，這些差彆與雙方是否願意繳納商稅有什麼關係？憑什麼高務實認為北方商人好說服，南方商人不好說服？難道北方商人的覺悟就比南方商人要高一個層次嗎？
當然不是覺悟問題，這裡的問題在於繳納多少。
此前已經說了，商稅要不要繳納、如何繳納等問題，不是沒有學者、高官討論，事實上討論非常多，隻是搞來搞去沒有形成定製。
以高務實這個穿越者來看，明代對於商稅最具代表性的討論，大抵逃不出邱濬與王夫之的兩種不同意見。
支持“關市不征”的有邱濬等人，讚同征商觀點的有王夫之等人。
邱濬這人之前介紹過，他是提倡抬高商人地位的，但在這個問題上他主張沿襲古人之禮，擁護“關市不征”。
他自相矛盾嗎？那倒不是，因為他認為古代對“市肆”采取租稅製度是“抑商之政”，認為古人立關市之本意是“其意惡人逐末而專利，故立法以抑之，非有所利也”。
意思是說，古代設關市是為了規範和管理商賈，部分的征稅也是以“抑商”為目的，並非為了獲利。而“後世則專用之以利國，非古人意矣”。因此，他提議提高商人地位，卻不同意全麵征收商稅——南方商人現在非常支持他的這種主張。
但其實高務實知道，邱濬的“關市不征”並非是徹底的、完全的不征。
高務實對邱濬的著作頗為了解，邱濬曾說“民種五穀，已納租稅，無可再賦之理。非他竹木牲畜比也。竹木牲畜之類，原無征算，故商賈貨賣於關市也，官可稅之。今民既納租於官倉矣，而關市又征其稅，豈非重哉？此不獨非王政，亦非天理也”。
所以邱濬的意思其實並不是“不征”，而是不能“全征”，這裡頭要有區分。比如說糧食，農民本就交過租稅田賦，他拿去市場上賣餘糧，你還要再找他納一筆稅，那你這就是重複征稅，不僅是不合理的，甚至是不道德的。
高務實同意這個觀點，而且認為不僅是糧食不應該“重複征稅”，包括棉布之類的民間生活必需品也應該做到低稅，甚至最好能免稅。
但他不能隻考慮一個人的觀點，王夫之雖然現在連人都還沒出生，但他主張的觀點並不是沒有人提出過，而且高務實本人也知道那些觀點。
王夫之持什麼觀點？與實學派的邱濬不同，更偏向於“道德實學”的王夫之(但不能認為他是心學派)有著更傳統的抑商態度。他認為“商賈者，於小人之類為巧，而蔑人之性賊人之生為己極者……夷狄資商賈之利，商賈恃夷狄而驕，而人道幾於永滅”；“生民者農而戕民者賈”。
正因為他主張抑商，所以他在其著作中崇尚劉邦“困辱商人”的觀點，並認為“商賈者，王者之所必抑製”。
不過呢，他又承認商賈是經濟領域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每個人(包括商人)都有繳納賦稅的義務，“不論客戶、土著、佃耕、自耕、工商、遊食，一令稍有輸將，以供王民之職”。
在這裡，王夫之拋棄了傳統的農業單一稅的思想，堅持商稅是正當的財政收入，不僅應當納稅，而且一些“不勞而多獲”的商品還應當繳納更重的賦稅。
他還強調國家軍隊的支出應由商稅中來。比如他曾在《噩夢》中說：“且如周製，兵車之賦出於商賈，蓋車乘、馬牛，本商之所取利，而皮革、金錢、絲麻、竹木、翎毛、布絮之類，皆賈之所操，是軍器皮作火器各局之費，應責之於商賈也無疑。”
除了王夫之外，還有馬卿也從重農抑商的角度解釋征商是符合上古先哲王法的，他稱：“及照我國家鈔關之設，非直征稅出入，以足國用，實欲抑彼逐末，而歸之農，正古先哲王念民之依，貴五穀而賤金玉之意，誠良法也，故市廛之征，王法不廢”。
根據當時國庫空虛的情況，又認為征收商稅“可以濟公用而寬民力”。他又說道：“今前銀支費巳儘，高牆之供決不可缺，而民力巳竭，實為不堪，夫征商之餘利，與浚民之脂膏，利害相去遠矣。”為征商合理性提供了道德上的解釋。
隨後，又建議“且天下商販往來南北者，皆經臨清等處征稅，何獨循淮而西之商經正陽者，乃得不稅，亦為不均”，以均商稅為理由，開設正陽稅關。
把他兩位這樣具備代表性的理念和觀點這麼一擺，就能看出高務實的態度在時人看來有多麼“扭曲”了——高務實既主張提高商人地位，不能抑商，但偏偏他又堅持認為商人應該繳納商稅。
在常人看來，你既然要重商，那就應該給予商人良好的從商環境，而在世人眼中最好的從商環境，當然就是不必繳稅。你一邊提重商，一邊要商人繳稅，你是精神分裂嗎？
高務實當然沒有精神分裂，他隻是“求實務實”——這種事情光從理論上分析沒有用，你得能實際推行才成，而現在的實際是什麼樣的？
首先，商稅不收是不行的，一個瘸子要跑贏雙腿健全的人，那他受力的那條腿該有多發達？大明現在就是個瘸子，單靠那點農稅支持，然而大明的農民雖然放眼全球來說的確是挺強，可再強也受不了這樣的盤剝，久而久之這條腿遲早也得廢掉。
其次，商稅的征收是為了給國家緩解壓力，而不是把國家搞垮。如果真的全麵納稅、稅率一致，那賣糧食的能和賣技術的(印染、織造、造紙等)比利潤嗎，賣棉布的能和賣絲綢的比利潤嗎，賣竹木的能和賣瓷器的比利潤嗎？顯然不能比。
不能比，問題就來了。北方商人目前的主要生意，除了高務實自家的京華係之外，大部分都應該歸納為“原材料買賣”，頂多是“粗加工行業”。這種生意一般有兩個特點：其一是大宗，其二是產品附加值低。
南方商人則不同，他們從事的要麼是高附加值產業，如絲綢絹帛、瓷器、造紙；要麼是“精加工產業”，如印染、織造、印刷乃至於製筆等。簡單的說，就是“單位效益”都很高，產品的附加值很高，哪怕是小宗貿易，其涉及的金額也不小。
如此一來，倘若按照大明過去的征稅方式搞一刀切，附加值低的一方商人那就乾脆彆做了，因為他的利潤在扣除稅金之後搞不好得變成負數。
因此原因，實學派方麵在此前推行的商稅中，把這些東西做出了一個還不算特彆詳細的劃分。
簡單的說，以目前所推行的商稅，南方商人被征收的稅率是要遠高於北方商人的，“北方商人”中隻有極少數被課以重稅——比如京華就有不少，如水泥、香皂等都是重稅，要不然高務實也不至於每年繳納一百七十多萬兩稅銀了。
然而京華有其特殊性，一貫都被人用一種“例外論”來看待，所以不具備真正的代表性。在外界眼中，目前實學派所推行的商稅，就是典型的“北輕南重”——北方商人繳稅的稅率很低，南方商人繳稅的稅率很重。
其實這東西要真看絕對值的話，北方屬於“極輕”，但南方也並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