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08章背水一戰
對於袁宗道的這番話，其實申時行並不完全同意。
若果然按照袁宗道的意思來，那就是等著高務實推行新政，在高務實新政推行過程之中，隻要還沒有出現什麼嚴重的問題，自己都隻能袖手旁觀。
且不說心學派背後的金主們麵對此情此景會有多麼暴跳如雷，就說他申元輔自己也沒法忍受。畢竟，心學派與實學派之間不僅是有利益上的分歧，還有道統上的競爭。
任高務實去搞？怎麼可能！
申時行自己心裡明白，高務實搞的很多事雖然初看都覺得“過激”，但是人家就是有本事每次都把事情辦得妥妥當當。很多原先認為會出亂子的地方，到了他手裡就莫名其妙的老實下來了，縱然有個彆不肯老實的，高務實也總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突然壓製，將危機消弭於無形。
雖然申時行不肯承認這是實學派的施政走對了路，但他不得不承認高務實辦事的能力的確卓爾不群，絕非凡類。這樣一個人，連已經成了大麻煩的爛攤子都能輕易收拾，申時行又怎敢讓他“自由發揮”？
萬一他那新政又和以前的許多事一樣辦成了呢？這個後果心學派能夠承受得起嗎？
雖然申時行現在連“新鄭新政”是什麼都還不知道，但他知道高務實肯定不會放過這樣的好機會，而自己卻不敢這樣孤注一擲地賭上整個心學派的將來。
事實上，越是身居高位之人，越不敢輕易孤注一擲，因為他要承擔的責任絕非僅僅隻是自己一個人的成敗榮辱，他現在肩負著的是整個心學派的前途。
在他看來，高務實的根基在北方，北方在商業上原本是無法與南方競爭的，眼下之所以顯得勢均力敵，那還是由於京華的緣故。這種情況換一個角度來看，也就是北方商業以京華為首。
申時行是典型的老派官僚，在財政問題上的思維隻是老一套，他是不會“做加法”的，所以在他看來，大明的商業利益就是那麼多，北方拿得多了，自然南方就拿得少。什麼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亦或者開辟新商路、打造新商圈這種想法，申時行顯然不可能理解。
於是在他看來，高務實不管要搞什麼樣的新政，也不管他的口號如何喊，歸根結底都是剝削南方商人，養肥北方商人。
一句話：斷不可信，斷不可行！
不過，袁宗道這番話還是在另一個方麵提醒了申時行，那就是高務實不僅必推新政，而且一定會儘快推出。
袁宗道剛才的話本來沒有提及這一點，這是申時行聽他提到“新鄭伯侄”的時候忽然想到的。
高務實現在已經是部堂之尊，按照曆代的一貫傳統，已經完全可以用“高新鄭”來指代，然而此時天下人提起“高新鄭”三字，肯定還是會先想起高拱，然後才會發現原來高務實也已經是“高新鄭”了——當然為了區分，大概會稱他為“小高新鄭”。
伯侄二人都是“高新鄭”，而高拱現在已經蓋棺定論，極諡文正了，那麼此時此刻天下人會用什麼樣的眼光看待高務實？自然是看他能不能繼承高拱的遺誌，為新鄭高氏再續輝煌。
如果把“天下人”的範圍縮小，隻論實學派官員呢，他們會以什麼樣的心態麵對高務實，亦或者說對他有著什麼樣的期許？
答案是顯而易見的，多年前實學派內部就已經把高務實看做是高拱當仁不讓的“第一順位繼承人”了——大明朝文官的官職固然不能繼承，但由於高務實的“學曆”足夠硬紮，未及弱冠便已身為“儲相”(翰林)，實學派內部自然是等著看他完全“接棒”高拱的那一天。
但高拱的“棒”不止是首輔之位，更重要的還是他的改革精神，正是因為這樣的精神和理想，高黨才得以出現，實學派也才得以成為一股真實存在的政治力量。
作為“衣缽傳人”，高務實本人對此一定是心知肚明的，所以申時行判斷，在高務實成為主掌一方麵政務的“部堂大人”之後，一定會——也一定要儘快展現他繼承高拱遺誌、強力甚至鐵腕推行改革的一麵。
這一次，他恐怕還會收起過去那種溫文爾雅的風格，一改當年在各種事情上都能“四兩撥千斤”的處事習慣，變得更加激進、更像高拱！
這就好比大行皇帝的遺詔中，總會說即將繼位的太子“深肖朕躬”一般。
不僅僅是認可，還是授之以“正統性”。
高拱當然不是皇帝，而且還走得很突然，顯然不會有什麼遺囑，那麼作為繼承整個實學派勢力所需要的“正統性”，高務實除了他的血統之外，剩下的都要靠自己去獲取。
這種獲取最簡單有效的手段，也無非就是另一種“深肖朕躬”——行事做派與高拱如出一轍。
隻有這樣，實學派內部才會把他當做“高拱第二”，原先與他有些生疏的實學派官員也才會不自覺地變得親密起來，同時也對他更加尊重——這就是所謂的“餘威”了。
以高拱昔年的威勢，他的這種餘威一旦加諸於高務實之身，甚至有可能對一些中立派官員都有影響。
高務實當初的脾氣有些太好，除了永寧公主被騙婚的那次事件之外，過去除非事情直接惹到他頭上，他沒有任何一次主動找誰的麻煩，即便偶然涉及到他，他也會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顯得異常寬厚。
高拱則不然，他的風格是：你直接得罪我固然要完蛋，但你哪怕隻是攔了我的路……不好意思，也得完蛋。
“高胡子”這個綽號，可不隻是因為高拱留著大胡子，更是因為“胡子”是土匪的彆稱，“高胡子”的意思就是說他雖然身為宰輔，行事卻有幾分霸道的匪氣。
他起複之後以閣臣兼任天官，僅僅是上任的頭一年，平均每個月就要辦理近三起貪腐大案，一年之內前後法辦官員一百六十九人(史實)。
參考大明朝廷的官員人數就知道(明代屬於“小政府”架構)，這意味著在他當政的約十年間(本書中)，大明官場上上下下，從中樞到地方，幾乎全被他整治過。
當然，身為有明一朝頂級政治家，鐵心肅貪的高拱雖然脾氣強硬，但其手段也不止是簡單粗暴。就在這一頓“野蠻嚴打”的期間，高拱也施展了三個“溫柔”招數，各個不動聲色，卻叫舉國貪官禁不住叫苦連天。
這三條辦法分彆是：全國官員建檔案，舉薦官員要擔責，以及絕不放過追贓。建立官員檔案一事此前有述，這裡就不展開了，且舉例說說後兩條，看看高拱的“餘威”從何而來。
在腐敗加劇的嘉靖中後期，官場上能跟賣官鬻爵比爛的風氣，就是濫舉之風。上級舉薦下級，官員互相推舉，基本成了常態。
當然，這不是白推舉，每推薦一個官員，背後都是數不清的交易。哪個官職用誰，講的都是利益，哪管什麼為國為民？特彆是曾經號稱“反貪神器”的禦史崗位，這些號稱彈劾不法的禦史們，考核推舉官員，經常也像過家家——大批庸官懶官，就這麼陸續登上了要害位置。
為什麼會有這股歪風？以高拱《掌銓題稿》裡的哀歎來說，關鍵還是犯罪成本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