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08章召對爭鋒(上)
公文往返在寒冬臘月之時較往常更慢一些，等遼東的爭執捅到京師，已經將近年關了。
這一日早上，皇帝給內閣諸閣老、都察院及六部堂官以及個彆經筵日講官賜下了一些年貨。東西談不上貴重，無非是些冬筍、熏肉、乾貨之類，但這是一種分了親疏銜職的“親切關懷”，能夠列入此類的人自然就會被外界看做是皇上的“股肱之臣”。
作為親信中的親信，股肱中的股肱，高務實得了十二斤冬筍，十二斤熏肉，各類乾貨十二種、各十二斤。至於為什麼全是十二，其實連高務實都不是很清楚，他也沒問過。估摸著，應該是內廷的慣例，圖個“月月紅”之意。
早上這些乾貨剛送到府上，身在戶部衙門的高務實隻得了張單子，本應該立刻寫謝表謝恩，但還沒來得及落筆便立刻應召入宮了。
內閣就在宮中，離文華殿較近，而戶部、兵部則在宮外，要遠不少，因此等高務實和梁夢龍聯袂趕到的時候，內閣諸位閣老已經等候了一段時間，甚至連皇帝都在。
高務實和梁夢龍趕緊告罪致歉，朱翊鈞擺了擺手：“你們離得遠，有什麼罪不罪的，朕總不能讓你們飛過來。陳矩，給二位卿家賜座。”
一聽朱翊鈞這說話的語氣，高務實就知道他今天心情還不錯——至少目前還不錯，因此也沒多禮，與梁夢龍雙雙落座。
朱翊鈞順手從禦案上拿起一本奏疏，道：“這是遼陽副總兵曹簠的奏疏，說的是前不久建州虜酋努爾哈赤進占董鄂部一城之事，諸位卿家都看過沒有？”
其實這道奏疏隻有高務實沒看過，因為這奏疏是遼東副總兵所上，談的是軍務，本身是兵部的正管。於是過程是兵部先看了，然後上呈內閣，內閣過目之後，寫了票擬再呈送司禮監給皇帝審閱。
這裡頭單單沒有高務實什麼事。
不過事實上高務實是知曉這道奏疏內容的，曹簠不僅提前送了消息給他，還把前因後果明明白白陳述了一遍。而且在剛才入宮的路上，梁夢龍也猜到皇帝召對肯定是要說這事，因此也和高務實有過一段交流。
說實話，高務實也覺得有些頭大。
現在的麻煩在於事情紮堆，京裡這邊正在“財權大戰”。高務實雖然先給了一顆甜棗，把全國上下大大小小官員的俸祿折算基本清除，隻留下了大家還算可以接受的糧食和布帛折算，但因為接下來他要全麵收攏財權，還是會影響很多人的利益，所以輿論上爭得很凶。
輿論這玩意，有時候沒什麼鳥用，但有時候作用也很大。比如某件事皇帝如果堅持要搞，那麼無論你輿論如何反對，該搞還是得搞。但是一般而言這種情況還是比較少見，真要是有的話，那就是大禮議、國本之爭這種檔次的爭議了，幾乎是皇權與文官集團的直接衝突。
收攏財權這事不至於會如此，因為這事歸根結底是文官集團內部的爭議，是實學派與心學派之間“大政府”和“小政府”之間的爭議，皇帝處於高高在上的調停者角色，穩坐釣魚台。
高務實顯然是一個“大政府”製度的支持者，經曆過後世紅朝崛起的他，深知在很多時候一個強有力的“大政府”之重要性。
以前他在黨校進修的時候其實也對這個問題稍有涉獵，比如他知道漢文化傳播到歐洲後，最讓歐洲學者困惑的問題，就是無法理解“仁義”的真正含義，因為仁義是基於社會層麵的，而社會是西方狩獵宗教文化所沒有的東西。
狩獵經濟隻需要個人層麵的自發組織，對個人而言，那是主動的、自由的。而農耕經濟才需要社會組織，以應對自然災害，那是被動的、強製性的。
而另一方麵，對於宗教文化，人與上帝(或者說自然層麵)之間更不可能有一個中間環節，哪怕是基於個人層麵的，個人與上帝之間的橋梁——教會組織，也被認為是多餘的，500年前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就給廢除了。所以西方人不能理解、也更不能容忍個人與自然(上帝)之間存在一個中間環節(社會)，更不能理解這個中間環節的重要性。
至於人的精神層麵，那就更不存在了，因為在那裡，隻允許存在對上帝虔誠的信仰。如果有例外，那也隻允許有一個，就是贖罪。因此，基督徒麵對複雜的世界，隻會、也隻能考慮兩個因素：神和契約。
西方也有人群的意識，因為人群客觀存在，但那叫群體，而非社會。
社會與群體的區彆，就類似兄弟與朋友的區彆。社會中，兄弟之間的關係是客觀的、被動的、是不可選擇的、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哪怕是打得頭破血流、哪怕是成為仇人，都得一鍋吃、一炕睡，必須包容、沒有自由。
而群體中，朋友之間的關係，則是主觀的、主動的、是可以選擇的，和則聚、不和則分，充滿了自由。
沒有社會意識，關於人類的存在和組織形式就必然發生扭曲，這才有了法國盧梭的《社會契約論》，這個所謂“現代民主製度”的基石。其實這個東西並不複雜，也算不得高端，它的本質就是個人讓渡部分權力和自由給國家，換取國家對個人的(有限)保護。
這裡多說一句，《社會契約論》裡的“社會”，英文是socia，意思本來就是群居、人群，當年日本人自作聰明地誤譯為“社會”，結果遺患至今——人家的本意和中國人理解的意思在本質上就有區彆。
也就是說，“現代民主製度”下，政府是基於個人授權產生的，政府的“合法性”取決於個人(選票)授權，政府對個人的責任是有限的(個人層麵的契約範圍之內)，個人(選民)關注的是，政府是否損害個人權利(根據契約)，而不是政府能否對自己提供充分的保護。
既然個人讓渡的權力本就有限，那麼政府的責任自然也是有限的。
打個比方，過去歐洲人的決鬥，一定要在現場的法官、警察監督和公正之下舉行，為什麼？因為他們法官和警察的責任，是保障決鬥的過程符合契約，而當事人的生死結果並不在其責任範圍之內。
這就是基於個人契約的、有限責任的政府，即小政府。
但中國不同，曆來中國的政府都不是基於個人契約、個人授權的，其合法性不取決於個人。從古至今，中國的政府都是基於社會要求、社會授權、由社會精英選拔組建(或戰爭獲勝)，對社會中的每個人承擔無限責任，其合法性取決於社會所有成員對其儘責結果的認定、而不是其產生的過程。
換句話說，在漢文化中，社會是個人的存在方式，那麼作為社會的管理機構，朝廷也好，政府也罷，就都必須“以民為本”，對所有人的生存和發展負總責。
這就是基於社會的、無限責任的政府，即大政府。
做個對比，美國警察救人隻是一種“工作服務”，這個“服務”的前提不足以讓他拋棄自己的生命、健康去滿足。而中國警察的首要責任是保護社會每個成員的人身安全，為此他們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去換取獲救者。
所以在後世，你可能經常聽見說在美國襲警有多嚴重，動不動就被警察拔槍斃了，但中國警察除非是在抓捕擁有危險武器的嫌疑人，否則必不可能朝普通人拔槍射擊——連鳴槍示警有時候都會在事後內部受罰，因為涉嫌執法過度，對人民群眾造成了威脅。
這就是區彆。(注：這就好比為什麼我們應對疫情是“三儘四早”，而西方隻能“群體免疫”，連作業都不會抄。不是會不會的問題，是他們做不到的問題。)
那麼這種差異是如何形成的？高務實又為何堅持認為大明隻能搞“大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