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96章北洋遠征(二十)
雖然德維拉總督表現得極有誠意，但此時高振炘卻擺起架子來了，怎麼說都不肯親自再去一趟，隻派出高木三和朱應楓兩人前往，代表他與德維拉總督繼續談判。
高木三隻是個高務實的家丁，甚至在家丁中都隻能算中遊的地位。朱應楓雖然也無爵位可襲，但到底出身比較高貴，伯爺爺是老成國公，親爺爺是前錦衣衛大都督，因此高木三主動把“主位”讓給了朱應楓。
朱應楓倒也不客氣，不僅坐了主位，還直接讓通譯向德維拉總督表明，說他朱某人出身大明數一數二的“公爵世家”，自己此前還曾在皇帝陛下的親軍服役多年雲雲。
德維拉總督一聽，頓時肅然起敬——公爵世家，這在歐洲可不是鬨著玩的，倘若是在神聖羅馬帝國的話，大抵就相當於選帝侯家族出身了。
而且這位先生還“在皇帝親軍服役多年”，換在歐洲的話，豈不是接近於陛下的侍從武官？了不得啊，這可是皇帝陛下的親信！
顯然德維拉總督陷入了思維定式的怪圈，他哪裡知道錦衣衛這個“皇帝親軍”其實是個“秘密警察”的身份，而朱應楓的所謂“服役多年”，不過是掛名在錦衣衛拿一筆俸祿，他本人甚至連錦衣衛南北鎮撫司衙門都沒去過幾回。
不管怎麼說，德維拉總督還是連忙起身行了個貴族的脫帽鞠躬禮——這位總督全名是聖地亞哥·德·維拉，中間這個“德”意味著他是一位貴族。貴族自有貴族間的禮儀規矩，尤其此時他已經切實感受過了“明軍”的強大，這一禮行得算是態度端正。
朱應楓很是滿意，也起身一揖，然後道：“受振炘司令委托，我與木三艦長代他與你等商談馬尼拉城投降與貴國戰俘釋放等相關事宜。”
朱應楓這番話說得還有點“西式”，原因是他在日本跑海貿時曾經和葡萄牙人打過交道，對於這些東西有基本了解。
其實曆史上明清兩朝雖然時間上一前一後離得不遠，但在對外交流的心態上而言，兩者之間的態度完全不同。尤其是，士大夫階層乃至整個統治階層，對於對外交流的態度截然不同。
在原曆史上，從1840年爆發鴉片戰爭，到1912年清帝遜位，中間一共有72年時間，而這其中絕大多數時間裡，中國社會各界依然沉浸在天朝上國美夢之中，拒絕改變、拒絕接觸西方，麵對洋人、火車、電報等新事物時的恐慌、敵視、愚昧表現，令後人感到完全不可思議。
這帶來了另一個問題：明朝時的中國人也是這麼保守麻木的嗎？
答案是否定的，晚明文人士大夫包括各級官員在內，絕大部分人心態都非常開放，其好奇心強烈得甚至讓西方傳教士感到驚訝。
在《利瑪竇中國劄記》中有詳細記載，利瑪竇在書中記述了中國人的強烈“好奇心”，“好像發了狂”，來訪者絡繹不絕，就是想了解西方的事情。不能和他見麵的人則通過書信來往，他收到很多信件，認識的不認識的，與他討論各方麵的話題，渴望獲得新知識。
後世有很多人認為，明朝文人依然沉醉於天朝上國的迷夢之中，隻有極少數人願意與傳教士交往，但利瑪竇的劄記顯然顛覆傳統認知。
有統計顯示，利瑪竇書籍中提到的有名有姓的明朝人，就至少有137個。這是直接提到了姓名的，沒有提及的還要更多。
比如原曆史上1592年，利瑪竇來到江西之後，立即為江西文人包圍，成為爭相交往的對象。
利瑪竇的《利氏致澳門孟三德神父書》中記載：“在這座城市裡……眾人都好奇的想見我一麵，有這麼多人來看望，還有重要的文人與要人(官員)，真使我興奮異常。”
來訪者絡繹不絕，會不會隻是看一看洋人，也就是俗話中的“看稀奇”呢？還真不是，因為不少士子要求拜利瑪竇為師，請他傳授西方學問，以至於利瑪竇都疲於應付了。而且，當時白鹿洞書院的院長章潢獲悉利瑪竇在南昌後，甚至邀請他到書院講學。後來，江西藩王樂安王、建安王還都曾邀請利瑪竇去他們府中作客，詢問歐洲的一些事宜。
1598年，利瑪竇抵達南京，引起了更大的旋風，因為南京是大明的文化中心之一。《利氏致高斯塔神父書》中明確記載，“中國人來拜訪我，有些人好像發了狂，爭先恐後，絡繹不絕……有的要學數學，有的對倫理科學感興趣”。
1601年，利瑪竇到了京師，依然大受歡迎，其中有一個叫張養默的年輕官員，甚至直接拜利瑪竇為師，經常以“畢達哥拉斯的一句格言‘老師這樣說的’為座右銘”。
總之，從南到北，明朝人不僅沒有拒絕利瑪竇的西學，反而發狂的追求，隻是對其天主教信仰大多不以為然。
明朝人對西學的好奇，還體現在官方與民間熱情的翻譯和印刷西學著作上。1605年的《利氏致高斯塔神父書》中有載：“前幾年曾給您寄《世界地圖》，是用中文在北京印刷的……已先後印刷十次以上，很多人希望占有一張，爭相購置。”
1608年的《利氏致羅馬總會長神父書》則記載：“今年初，我曾把大張《世界地圖》呈獻給中國皇帝(萬曆)，皇帝非常高興，便命工匠照我呈獻的地圖刻版，不久便印了不少張，很多殿中都掛起了《世界地圖》。”
由此可見，不僅民間、士林歡迎西學，而且萬曆帝本人也對此頗感興趣，並毫不排斥。
當時，除了神學書籍之外，利瑪竇的其他西學，都能吸引明朝文人的興趣，甚至利瑪竇的很多書籍，明朝文人都會主動印刷傳播。比如為利瑪竇贏得巨大聲譽的第一部哲理書《交友論》，就曾被反複印刷。
除了利瑪竇的書籍之外，其他傳教士的非傳教內容的西學書籍也很受歡迎，比如意大利傳教士艾儒略翻譯的《職方外紀》，就引起了明朝文人的極大熱情。
令人遺憾的是，這本書中提到了歐洲的眾多主要國家，竟然連烏克蘭、斯堪的納維亞諸國與希臘等都包括了，但到了鴉片戰爭時期，清朝道光帝和他的臣子們卻連英國在哪都不知道！
在這種瘋狂的學習之中，明末中國和歐洲在數學、天文學和物理學上的發展水平已經沒有顯著的差異。萊布尼茨1697年在《中國近事》序言中便說了，“中國這一文明古國與歐洲難分高下，雙方處於對等的較量中”。
當然，即便明朝與歐洲有一些差距，關係也不大。原因很簡單，明人並沒有自恃天朝而盲目自大，明朝文人有好奇心，更有追趕的雄心——哪怕在原曆史上沒有高務實帶來的改變。舉兩個例子就能顯而易見：
其一，在和葡萄牙、荷蘭等殖民者的交戰中，明人認識到隻有加強武器裝備才是“製夷”的不二法門，因此熱心學習、引進西方的火器，並迅速縮小了雙方的差距。與葡萄牙的屯門海戰中，汪鋐第一個提出“師夷製夷”，引進葡萄牙大炮，最終打敗了葡萄牙艦隊。
其二，在與西方傳教士交往過程中，明朝人認識到了自身的不足和落後之處。故1629年時，徐光啟給崇禎皇帝的奏折中便提出“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必須翻譯”，足可稱得上是字字珠璣，發人深省。
可見，當時不少文人已經意識到了問題，並提出了解決方案，這就是開放的態度，與韃清那種不管不問，偏偏堅信自己“老子天下第一”的詭異自信心形成鮮明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