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35章援朝抗倭(四)先後
朱翊鈞覺得毫無頭緒是理所當然的，以他的政治思想基礎而言，顯然有很強的時代局限性和階級局限性。但他的毫無頭緒對於高務實而言卻可能不算什麼難題，因為高務實手裡有直接的辦法。
這個辦法不是高務實自己想出來的，他隻是在這個問題上恰好站在了一位與朱翊鈞同姓的偉人肩上。那位偉大的改革家頂著國際國內巨大的壓力，為他那個時代的中國改出了光明璀璨的未來，而他在這個問題上的解決辦法主要就是兩個：分稅製和轉移支付。
在高務實看來，財政事務是理解國家治理體製的重要切入點。從某種意義上講，不僅財政行為本質上就是治理行為，甚至治理行為本質上都是財政行為。古今中外、曆朝曆代每次財政製度改革，都會對央地關係、區域關係、乃至於後世的產生重要影響。
有明一朝早期的財政體係與後世紅朝早期的財政體係幾乎正好相反，大明是中樞財政能力極差而且財權還少得可憐，這一點在本書前文中已經反複強調，這裡不再贅述。
紅朝早期則是中樞高度集權、大包大攬的“統收統支”財政製度。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統一上繳中樞，地方支出再統一由中樞撥付。當時這麼做是有原因的，是為了解決革戰爭中形成的分散管理、分散經營的財政經濟狀況，籌集新中國早期所必須的建設資金。
但在80年後，紅朝采取了相對分權的“包乾製”財政製度，原則是“劃分稅種，核定收支，分級包乾”，與之配套的是“利改稅”製度。
這個改革的背景是70年代地方出現了財政赤字，再加之改開之後需要配套的財政製度，給予地方經濟自主性同時給予財政自主性，於是有了“交齊國家，剩下都是地方”的分灶吃飯做法。
利改稅是將國企原來向國家上交利潤的大部分改為征收所得稅，從而把國家與企業的分配關係通過稅法固定下來。但是很顯然，這項製度並不完善，還需要進一步深化。
於是94年後，紅朝采取的是收入集權、支出分權的“分稅製改革”，與之配套的是成立了“國稅”與“地稅”兩套稅收係統。
請注意，在80年後到94年前這個時間段，紅朝的情況就和大明“大戶部改革”之前有些相似了。
世界銀行在2002年2月的時候曾經表示，認為那段時間的紅朝財政體係是一個“環環相套的財政聯邦製”。它的說法是這樣的：“儘管中樞政府確定了該體係寬泛的輪廓，但它僅與各省直接打交道。
例如，它設置了與各省收入分享的規則；接著，各省分彆與其下轄市確定收入分享體係，市再與縣，這樣依次進行。支出的劃分同樣如此。因此，儘管紅朝是單一製的政府體係，但這些製度安排卻使其具有強烈的聯邦製特征。”
“聯邦”這個詞用在此處，其表述的主要意義在於：中樞擁有理論上的絕對權力，但地方擁有實際上的較高自主性——這是不是很“大明”？
紅朝作為一個現代國家，分稅製的細節遠比大明複雜，這裡不多表述。但是，其結果必須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分稅製改革之後，地方的財政能力被削弱，依賴上級撥付。
這種“撥付”，實際上就是中樞基於地方的補助，一般為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而轉移支付又分一般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
一般轉移支付，又稱均衡性轉移支付或財力性轉移支付。它不指定用途、地方可自主安排，目的是為了均衡地區間財政差距，實現基本公共服務能力的均等化。
專項轉移支付，主要服務於中樞的特定政策目標，一般與地方的產業發展和經濟發展結合，需要嚴格按照規定的用途來進行使用。
高務實當時作為在基層政府工作過多年的年輕乾部，算是親身參與了這方麵的實踐，再加上他是學法律出身，後來又進修的經濟，因此對這些事情算得上門清。
當時的分稅原則有五級財政體係的分稅，其中每一層級的上級政府都有權製定與下一層級的分稅製方案。其共同規律是：財權層層上解，事權層層下壓，越是末端層級的政府，其財政狀況越是窘迫。
正因如此，當時高務實在基層聽人開玩笑說過，“中樞富麗堂皇、省裡風風光光、市裡搖搖晃晃、縣裡拆東牆補西牆、鎮裡全是哭爹喊娘”。
不過這個說法隻是基層乾部自嘲，其實大家都開過無數的會議，早就統一了思想，也知道這麼做是為了什麼。所以，自嘲歸自嘲，倒也沒什麼人是真從思想上抵觸這一改革的。不得不說，當時的中國人完全沒有理由自卑，至少這樣的精神在國外就幾乎沒幾個官員能夠具備。
中國人從古至今都一直堅信，舍小家為大家是一種義不容辭的社會責任，以至於很不理解西方人那種“隻要我自己高興，管彆人死活作甚”的所謂自由。
轉移支付，就是這種思想的升華。所謂轉移支付，用最樸實的語言來表述，大抵就是從富裕地區收稅，投入到貧困地區的基礎建設之中，以此來儘力拉近地區發展水平，抵禦地區發展在過度自由下的“強者恒強，弱者恒弱”，打造一個更加公平、穩定的社會大環境。
紅朝這麼做，因為它是社會主義，這本來就是它的理想和目標；大明也得這麼做，但原因顯然沒有那樣偉大，隻是因為不這麼做會出大麻煩——比如江南財閥逐漸滲透和控製朝廷話語權。
如果沒有高務實的乾預，原曆史上後來的東林黨不就這麼做了嗎？大明不就這麼完蛋了嗎？
高務實之所以堅持認為朱翊鈞提到的三件大事裡頭，漕軍騷動是必須第一個擺平的問題，正是因為他希望趁著伐元勝利的威望正在頂點，而且播州和朝鮮都有大戰需要麵對的這個當口，戳破財閥間接乾政的真相，給他們以政治上的打擊，並且從此為他們畫下一道紅線。
隻有在這個時間點上來做這件事，自己手裡的權力才會最大化，麵臨的阻力才會最小化，因此最後的效果必然最佳。要是換個時間點，恐怕多多少少都會差點意思。
因此高務實用儘量簡單的語言向朱翊鈞解釋了一番分稅製和轉移支付，並且儘量將之說得更符合這個時代的思想主流。
於是朱翊鈞聽完恍然大悟：“這不就是劫富濟貧嗎？這事我看可行，而且完全應當——不能總是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務實，你這番抱負也正是朕之抱負！”
兩個人於是又就一些相關細節討論了一會兒，都喝下去了半壺酒。過了一段時間，朱翊鈞看看沙漏，發覺時間緊張，生怕事情討論不完，連忙先把這個話題止住，轉移到了第二件事上，問道：“江南的事情先說到這兒，接下來你認為應該先平播州而不是朝鮮，這又是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