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66章朝歸倭附(圓八)笑容背後
一點看似不經意的小插曲過後，高務實、董一元、劉綎三人便去做了陛見的報備。這是題中應有之義，畢竟是打著回京述職的旗號來的，該有的程序的還得要有。
不過，雖然今天宮中有大喜，但通政司和司禮監的人辦事反而似乎有些異常高效，不多時便來了一位大太監專門處理。
來者不是彆人，正是劉平。劉平前次去朝鮮前線麵會過高務實，當時是皇帝想要拿走泗川海戰中繳獲的日本降船，這需要高務實的配合表演。
但是那一次，高務實並沒有同意這個設想。當然，他也不是生硬拒絕，而是在提出這樣做會麵臨的一些問題之後，又給出了另一個能更好的為皇帝解憂的方案。
當時的情況是，皇帝想要那些船隻，是希望摻和一手海貿，而摻和海貿的根本目的則是開源——說人話就是想賺錢。
當時皇帝提出的說法是想搞個由內廷主導的貿易船隊出來，也在海貿中分一杯羹。
高務實的回絕雖然看似婉轉柔和，說得那叫一個輕言細語，但其實他對這件事的拒絕態度非常堅決，是秉承著一定要勸阻皇帝這一計劃實施的。
甚至，高務實當時都做好了一旦皇帝不同意，自己就堅決請辭的打算——不是裝模作樣的請辭，而是真辭，即如果不被允許，他不介意自己掛冠而去。
為何一貫很配合皇帝的他，那一次會如此堅決？因為這件事背後的動機雖然簡單，但最終的發展在高務實看來卻一定會走向失控。
失控，是高務實最不能容忍的事，尤其是大明這樣一個龐然大物的失控，那後果之嚴重根本不能想象。
高務實認為，如果此時皇帝想要拉上內廷的宦官們搞皇家艦隊，且不是搞海軍，而是去搞海貿，那麼這件事最終必然走向失控。
為什麼？因為大明皇室在這件事上是有前科的：鄭和下西洋就是前科。
鄭和下西洋本身自然是中國航海史上的一大壯舉，後世對此已經有很多研究，也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但是問題在於，鄭和下西洋帶來的利益，在分配上出現了嚴重失衡，反而給除了皇室之外的其他利益群體——無論文官、武將、勳貴還是世俗百姓，都帶來了不同程度的危害，這就要不得了。
高務實認為，下西洋帶來的問題具體而言有三點比較重要：
其就是剛才說的，鄭和下西洋帶來的貿易收益主要惠及皇室，而對民間計多有影響。
從鄭和船隊帶回來的貨物來看，大都是蘇木、胡椒等奢侈品，這些物資基本上隻能供上流社會消費和把玩，難以有直接的投產出。
這也就是宣宗時期還在做車駕郎中的劉大夏敢於公然質疑鄭和下西洋舉動的理由：“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回，於國家何益？”
劉大夏在後世經常挨批，他本人思維保守固然是真，但他這句話其實問得不算錯，特彆是最後一句：“於國家何益？”——你皇室的確是賺大發了，可單方麵付出代價的卻是整個國家啊！
此外，鄭和下西洋產了極大的社會影響。由於大量白銀和黃金通過貿易順差流大明，其在解決中國自唐宋以來貴金屬緊缺問題的同時，也使得永樂年間貨幣貶值近三成。
同時，由於造船任務繁重，使得南方造船地區的匠戶大量逃亡，南京區域的船匠戶甚銳減了四分之三以上，在定程度上影響了社會計。
這一點，比較一下高務實給京華造船工匠支出的薪酬就知道，那可是遠遠高於朱棣給的。可見皇家搞下西洋，造船工匠乃至於相關產業工匠其實都是在接受極端的剝削，這剝削程度甚至到了讓人寧可冒著殺頭的風險逃亡，也實在沒法再乾下去的地步。
同樣，這也就是宣宗時期在罷下西洋的同時，朝廷下詔“凡采辦、買辦物件並打造海船木植物料等項營造物料悉皆停罷”的原因，也就是朝廷也承認了，這麼做的確對民間、對匠戶的壓迫和傷害很大。
其是大明官營海外貿易體製極大地抑製和影響了私人海商和豪強貴族從海外貿易獲利的機會，使得他們因分配不均衡而堅決反對下西洋活動。
當時朱棣采取的海外貿易官方獨營政策，是非常不尊重經濟規律的，不但與宋朝時期勵私人海外貿易無法相，連元朝時期被後世詬病不已的官私合營的“官本船”體製都不如。
不管怎麼說，“官本船”好還是種公私合營的國家壟斷混合經營體製，是官方出本錢和出船，雇傭私人海商代理經營，獲利後由官家和私人七三分賬，多多少少還有點“市場經濟”的痕跡在裡頭。
然而，朱棣的壟斷經營體製就無異於“吃獨”，在自身賺到盆滿缽滿的同時，嚴重損害了廣大海商和試圖分杯羹的豪強貴族的利益，不但遭到了他們的堅決抵製，還使得民間私風蔓延。
這些利益受損的社會階層當然不會坐以待斃，遂利用各種段反對下西洋動，並由此形成牢固的利益共同體，如本書卷一就提到過，徐階就曾指揮家人直接參與海上私。
當時沿海邊防麵對有朝中重作為保護傘的私隊伍，已經到達了“守不敢問，戍哨不能阻，向蒙蔽公法，相沿數十百年”這種聳人聽聞的地步，朝廷因此損失大量關稅。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彼時高拱才覺得與其如此，反倒不如宣布放開海外貿易經營權，即所謂“聽海商貿易，歸征其稅”，這樣至少可以保障關稅。
也正是在這樣的利益勾結之下，縱然皇帝三令五申要求海禁，可麵對的也隻能是文官們的陰奉陽違。
所以說，鄭和下西洋事實上是保護官方獨占的海上對外貿易不受其他勢力阻撓的一種行為，當然也會遭到文官集團和其背後利益集團的強烈反對。
其三則更是直接，朝廷為應對進過剩帶來的商品價格下降局麵，采取內部傾銷，即“折俸”這一損招，加劇了朝廷官員對下西洋活動的反感和厭惡。
由於下西洋是官營貿易，其計劃式的經營模式和官僚管理帶來的低效，使其最終不可避免地進了經濟規律的死胡同。
比如說，隨著大量胡椒湧市場，胡椒價格持續低。短短兩年時間，到永樂五年，大明國內的胡椒價格就已經下跌0.1兩斤，降到洪武年間的半。如此來，利潤空間大幅縮，市場也趨近飽和，皇室倉庫的胡椒、蘇木堆積如山。
為了解決胡椒積壓問題，不想減少利潤，因此從永樂五年開始，明廷利用“折賞”、“折俸”的方式，把蘇木、胡椒當成獎金或資發給下層吏員，甚是上層的文武官員。更有甚者，朝廷在發放過程中，還不肯低價賣給各級官員、吏員。
永樂十年，在胡椒的市值已經低於0.1兩斤的情況下，折俸時竟仍取洪武年間0.2兩斤的價位。這就太狠了，要知道本來明廷的俸祿就是曆代最低平，胡椒、蘇木折俸的做法無異於進步克扣資。大官員對此敢怒而不敢，於是紛紛把鄭和下西洋當成了降薪的出筒。
這樣一來，在眾官員的誅筆伐下，鄭和下西洋的壯舉瞬間就成了“勞民傷財”之舉。到了正統元年，內閣以年幼的英宗之名義，命南京守備太監王景弘停罷采買營造，明初的下西洋貿易此方才正式落幕。
正因有此前車之鑒，高務實搞海貿才非要拉上一大批人一起搞——明麵上京華的主要“合夥人”是勳貴集團，但暗地裡還有許多由高務實“代持股權”的實學派官員早已參與其間多年。
按照高務實地觀點，參與的重要人物越多，不僅他在朝中麵對的壓力就會越小，而且由於這些人哪怕不辦工廠、農莊，僅僅在其家鄉或者勢力範圍內采買貨物，也能強有力的拉動當地經濟發展。
所以，高務實在海貿這一塊從來不吃獨食，彆說勳貴和實學派官員了，江南的勳貴和財閥、海商也同樣可以加入京華的商隊一起出航(但是之前說過，京華是要收一定比例護航費的)。
他這麼做的目的是什麼？自然是讓海貿惠及更廣泛的民間，讓更多人看到海貿的好處並受到海貿的良性影響，從而拉動貿易搞活經濟。
而皇帝想要搞內廷貿易船隊，雖然暫時來看其規模當然有限，可是從長遠上來說就有極大隱患了。
就問一點：皇帝的貿易船隊要不要交稅？如果不交稅，久而久之，其他需要繳納海關稅的船隊如何能競爭得過皇家船隊？要知道，因為海貿的利潤高，高務實定的海關稅可是整個大明朝最高比例的直接稅。
那麼，能不能讓皇帝也交稅呢？理論上來說是不能的，這就好比皇莊、皇店的收益都是直接由內帑接手而與戶部無關一樣。如果皇家有了貿易船隊，也一定不會有戶部什麼事，一切經營活動及收益都將由內帑自行負責。
以上這還是皇帝不搞貿易專營的情況下，如果哪天皇帝說某種商品隻能由皇家船隊特許經營，那幾乎就是要複刻下西洋導致的問題了。
所以說，正是由於皇權在理論上沒有邊際，所以很多事不得不防微杜漸，一點苗頭都不能有，有也一定要及時撲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