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甲睡了一個好覺，跟郭威比起來，他沒有那麼極其旺盛的精力，甚至還不如王角。
這兩人是典型的工作狂，不管是“勞人黨”還是“大唐人民革命軍”內部，比得上的都是屈指可數。
七月半，煙火氣明顯就多了，祭祖燒紙基本都會在這一天相對集中，不過因為杜如晦留下來的傳統，倒也沒有大辦特辦的。
湖南這邊樸素，江東江西也沒有奢華到哪裡去。
跟湘北大亂之後的景象相比，湘南的相對穩定，反倒是要適宜一些。
永州的山區匪患還有，因為成分複雜，甘正我的剿匪策略，從來不是針對一方一地的，而是通過自己的硬關係，在廣西、黔中、湖南、嶺南四個地方同時溝通。
哪些土匪頭子罪大惡極，哪些土匪還有挽救，這就要看傳統官場和江湖上的能量。
一年多的時間，大部分土匪寨子，都順利地接受了改造。
在沒有外部援助的情況下，拚的就是對地方的熟悉，以及地方人口的支持。
“勞人黨”在全國範圍來看，影響力不算什麼。
可是集中在湖南，那就不一樣了。
土匪們即便依托有利地形負隅頑抗，又或許糧草充沛可以支撐個一年半載的，但是三四個月的與世隔絕，就足夠讓土匪們絕望。
而每當“大唐人民革命軍”在前方獲得勝利，消息傳到湘南，都會讓土匪們的士氣暴減。
無法維持隊伍，不管是土匪還是軍隊，都會麵臨解體的風險。
土匪窩散夥成風，逃跑成習慣，久而久之，此消彼長之下，整個湘南、湘西、黔東南，除了幾股老牌土匪寨子，基本都被定點拔除。
從戰況上說，甘正我的第二軍沒有郭威的第一軍轟轟烈烈，熱度也不夠，但從殲敵數和作戰次數來講，第二軍是第一軍的數倍。
幾乎就是每天都有戰鬥，公審大會的烈度，比當初在湘東還要激烈。
說到底，論起階級矛盾，湘西、湘南其實比湘東更加深。
其中不僅僅包括大地主、大資本家對佃戶、雇工的壓榨，還有土匪跟地方豪門對地方普通百姓的治安恐嚇。
恐怖治理也是一種治理，而且基本上成為地方士紳的法寶之一。
官僚們樂見其成，倘若治下百姓不反抗，那自然是皆大歡喜；如果治下百姓反抗，那隻要抓幾個沒根腳的土匪出來，該就地正法的時候，就要就地正法。
這一套玩好了，那麼湘西、湘南的地方官，就當好了一半。
剩下的一半，無非是跟士紳們談合作，包括但不限於每年的公糧征收額度，甚至還能通過地方治下百姓的艱苦生活，通過士紳向省級單位甚至是部堂高官那裡要補助、貸款額度。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越是匪患嚴重的地方，民風固然是更“淳樸”，但往往也更愚蠢，普通百姓非常容易被愚弄，在其他地區的人看來，是幾近蠢笨的。
說到底，就是長期壓榨之下，人為地創造了一個恐怖氛圍的環境社會，在這個環境這個社會用，又通過降低教育甚至是降智的方法，進一步構建奴化的體係。
當初整個湘東，在公審大會上反應最激烈的，正是安仁縣的佃戶，其中的道理，跟匪患嚴重地區，其實是共通的。
無知的時候有多麼奴性，受教育之後的怒火，就有多麼熾烈。
甘正我本以為自己會很快厭倦這種無聊的算計、戰鬥，可是每每看到無知的百姓在重新認識外界，知道外麵世界變化之後的眼神，甘正我便又充滿了力量。
而“大唐人民革命軍”在外部熱戰勝利，並非隻是給土匪們震懾，也不是隻激勵著湘西、湘南地區的政工乾部、普通群眾，還有他本人。
他能夠親身經曆這種變化，一支隊伍，一支革命隊伍，由弱變強，以小變大，從少變多。
挫折雖有，卻不影響信心。
尤其是，舒甲這樣在戰爭上沒有驚人才華的指揮官，也能夠完成對敵人的打擊，這就說明，這支隊伍雖然依舊需要個人的超強能力，卻已經具備了超過帝國舊時代軍隊的素質。
這是一支可以進步、進化的隊伍。
於甘正我這樣的人來說，他能夠預見到自己所在隊伍可能會遭受的挫折，甚至是重大失敗，但是，他同樣有足夠的信心，相信這支隊伍可以走出失敗，最終從一個勝利走向另外一個勝利。
這是他在教育部無論如何都感受不到的，哪怕教育賦予了他重大的權力。
“軍長，長沙來電。”
甘正我準備給一線部隊通報湘北捷報的時候，收到了新的消息。
看過了電報，甘正我點點頭：“王委員長希望我們加快湘南的交通網建設，秋收前後，將會在湘南建立一部分小工業基地。”
“軍長，這是不是有點費時費力啊。長沙那麼好的環境……”
“未雨綢繆啊。”
甘正我也是讚同王角判斷的，在針對嶽州的作戰之前，帝國核心地區的政治動向，也是有大量的推演。
其中就包括了內閣的事實分裂，以及中央政府的權力分散，最後就是權力的重新凝聚。
核心人物就是錢鏐，其餘諸如武漢集團、太原集團、廣州集團、幽州集團的地方力量，政治上的影響力都不會有錢鏐來得那麼恐怖。
最重要的一點，錢鏐的一切行為都是相對係統的，不是想一出是一出。
跟嶺南馮複的被逼無奈，河北張格的蓄謀已久完全不同，錢鏐這是步步為營。
江淮行省的災情擺爛，到錢鏐以“海軍大臣”的身份視察江都，已經具備了在外重組內閣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