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欲揚明！
迎著兩位好友征詢的目光，何心隱慷慨激昂地說“當世所謂之儒者，多有二病，一曰窮理而不博學；二曰聞道而不為善，不足以為人師表。至於科舉之士，一年到頭隻知舞弄八股，此外萬事皆是懵然不知；再者彼一心所望，無非‘利祿’二字，名教禮法於彼不過是一塊遮羞布而已，焉能指望他們傳承文明教化？如今天下滔滔者，無非此輩！惟是傳承文明教化，乃千秋之事，豈可無人承擔！我輩士人君子當上承聖賢之教誨、先哲之智慧，積之蓄之，教之育之，傳之學之，不但有用於當世，亦為千秋萬代存一文明教化之真脈。如此，方能使我中華之文明教化昌明鼎盛，綿延萬代而不朽；方不負七尺昂藏，一身學識！”
何心隱越說越激動，洪亮的聲音在船艙中嗡嗡回響。同時，他站了起來，也不再看張居正和初幼嘉兩人，而是將目光投向了窗外，迎著漫天飛舞的風雨，堅定而自信地說“孔聖人終其一生，門徒三千；我何心隱今生定要授徒三萬！”
張居正怔怔地看著激動得難以自持的何心隱。令他驚諤的，不隻是何心隱此時此刻表露出的非凡自負――他是天下聞名的狂生，“不恨吾不見前賢，恨前賢不見吾狂！”是他一貫的作風；還有他所決心選擇的那條道路――廣建書院，講學四方。
書院之製，盛行於宋元，宋朝之時書院林立，其中有名的如嶽麓書院、白鹿洞書院、應天府書院、石鼓書院、嵩陽書院等，經常有當世大儒、士林名流常住講學，四方學子聞風而來，為傳播知識、傳承文明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書院盛名傳誦一時。令人扼腕歎息的是，元末明初改朝換代，這些書院後多毀於戰火之中，不複有往日之盛。
明朝開國之後，明太祖朱元璋十分重視教育，建立了國子監、府學、州學、縣學一整套教育機構，確定各地各級學校的生員數額，由朝廷派官管理，學政巡回督查，隻要是入學的生員，哪怕一輩子都考不上進士，照樣享受國家的廩膳，還豁免賦稅，憑這些優惠條件，朝廷將天下的讀書人都網絡到官學之中，接受正統的科舉應試教育，重視素質教育且要自己承擔生活費、學雜費的書院因此沒落了近百年。
到了憲宗成化年間和孝宗正德年間，明朝已進入由盛轉衰的中期，官學的弊端也日益顯現，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那些官學的生員把學習看作是科舉出仕的唯一途徑，隻注重八股時藝，沉湎於科舉，追求功名利祿而忽視了道德修養，以至於缺乏政治理想和良好品德，一旦為官，便結黨營私，腐化墮落，成為被真正的士人君子所不齒的“衣冠蟊賊”；此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官學生員數額畢竟有限，以最基層的縣學為例，小縣隻有十人左右，大的在籍學生也不能過三十人，由於僧多粥少，導致入學門檻極高，除了考試嚴格，少不了還有諸如請客送禮沾親帶故等等營私舞弊的貓膩，堵塞了寒門士子的求學之門，更將官學變成了藏汙納垢、玷汙斯文的肮臟之地。
正是因為官學有著種種弊端，書院便應運複生。比之官學，大部分的書院倒頗有聖人“有教無類”的意思，隻要能掏得起束修，誰都可以入書院求學，以至於許多渴望進學讀書卻又請托無門的平民子弟趨之若騖。尤其是創立船山學派的王陽明，創立甘泉學派的湛若水等一代大儒，都於武宗正德年間效法朱熹，廣建書院，向眾多慕名而來的學生傳授學問，批判程朱理學，宣傳他們的6王心學，使得心學大盛於當時，書院更由此勃興。
也就是說，何心隱所選擇的這條道路，也是許多前聖先哲如朱熹、王陽明等都曾走過的路。這本是無可厚非的――哪位學富五車的讀書人不想將自己的道德文章、思想學說傳諸生徒，成為桃李滿天下的士林領袖？可是，在張居正看來，當此亂世，北有蒙元虜賊虎視眈眈，南有倭賊海寇為禍日盛，即便不說靖難大業，國家也是積弊重重，危機四伏，他們這些素來為社稷根基，並以家國天下事為己任的士人儒生，是沒有權利，也沒有可能這樣做的，眼下最迫切需要做的，先是富國強兵，再造大明中興，舍此之外，都是細枝末節，都是緣木求魚。
但是，所謂知易行難，“富國強兵，再造大明中興”說起來容易，如今該做些什麼，又該如何去做，他卻一概不知。此外，近年來陽明心學在士林中隱隱成勢，讀書人若不會口頭上縐幾句6王心學的語錄，就會被人瞧不起。各地興辦的書院紛紛聘請精通6王心學的人去講學，固然賺了大把的銀子，卻教唆得眾多青年士子無心科舉，隻顧著標新立異，抨擊時政，不但惹出了不少麻煩，而且引得一些固守程朱理學的碩儒多有不滿，兩派時時論戰不休，倒在士林中製造了不少矛盾，令一向對這些無關社稷蒼生的玄談奇論不感興趣的張居正萬難苟同。因此，對於何心隱的理想，他隻能報之以敷衍的微笑，不做任何的評論。
無論如何，這個建議比初幼嘉原本打算的遁入空門，自求解脫無疑要積極得多，也合理得多，他似乎頗感興趣，一路上與何心隱熱烈地討論選擇何處風景優美的名山勝地開辦書院，請哪些當世理學心學大家來院講學等等諸多問題，並為之爭論不休，幸有張居正時時充當和事老，兩位未來的書院山長才沒有在他們的書院還未建起之時，便因意氣之爭而分道揚鑣。
在與何心隱爭論的時候，初幼嘉不慎說漏了嘴，說曾在顧?那裡看到過朝廷刊印的《民報》，上麵說朝廷如今在京師興辦國立小學，收容孤兒入校讀書習字，由朝廷遴選年高德碩、辦事穩重的舉人、秀才為老師，並廩膳；還頒布了命為《興學新政》的詔令，要求全國大辦義學，由各省府州縣動員本地縉紳之家捐資興建學堂，招聘教習為幼童蒙――他清楚地記得詔令上說“凡各村社錢無論按地、按糧，公田存款，每年提出若乾，先儘義學經費。大村設學一，中村則兩村合辦，貧瘠之村則數村並辦，畸零不成村者就近入學。各州縣牧民之官當邀集鄉紳社，悉心籌議，各就本地情形酌情舉辦。城中無社錢者，由官籌建，先為創行，其如何設塾、如何延師，開列規條，供各村仿照……”
偷來的鑼鼓敲不得，他竟在身為新明朝廷職官的何心隱麵前說起《民報》之事！張居正心裡不免有些忐忑不安，卻聽何心隱搖頭歎息著說，這正是他百思不得其解之處。論說如今在北京垂拱九重的皇上既然一意孤行地推行淩辱士林的官紳一體納糧之法，足見他根本未把士人君子、乃至文明教化放在眼裡，卻不知道他為何又大辦教育，還提出了“文教興國”這樣的聖訓，若說隻是為了收攬人心的欺世盜名之舉，未免失之苛刻，但他究竟是何用意，就無從可知了。
張居正心眼一動，問道“柱乾兄也曾看過《民報》？”
何心隱麵色微微一紅，隨即就坦然承認，並從隨身攜帶的書箱的最裡層翻出一疊《民報》，說是新明朝廷上下早就知道朝廷編印《民報》一事，也知道這是朝廷攻心之計，已將之列為，照理他是看不到也不能看的。不過，某日在三山街書坊閒逛之時，一個相熟的坊主悄悄賣給了他幾份，因是商人從北方偷偷帶過來的違禁品，被官府查抄出來要依律治罪，坊主擔了天大的風險將之翻刻，因此，每份《民報》竟要了他半錢銀子。
張居正和初幼嘉兩人拿過來一看，果然字劃不如官府刻板那樣清晰，也沒有他們曾看到的若乾插圖，可見書坊翻刻之時隻求快和省事，質量就無從保證了。
對於朝廷大辦義學之事，何心隱頗有微詞，一是開辦的學堂雖與私塾一樣，都以《百家姓》、《三字經》等書為蒙教材，卻還開設有算學、格物等課程，女子學堂竟然還教習女紅、醫護等事，這等旁門左道豈能等大雅之堂？以此種義學培養出來的士人學子，如何能潛心研習四書五經，專注於春秋大義、聖賢教誨？更不用說浸淫於秦文漢賦、唐詩宋詞，倡我中華之文明教化？二是興辦義學向來由各宗族自辦，宗族的祠田收入為辦學之資，不足之數由宗族中的富戶分擔，如今改由官籌建，難免一些操行不端、貪鄙成性的官員會趁機中飽私囊；三是各宗族也未必情願掏錢糧讓彆人家的子弟入學讀書，那些州縣牧民之官為了逢迎聖意，定會強行攤派，難免引起民憤……
這些小事暫且不論，最讓他覺得匪夷所思的是，朝廷居然還標新立異，明令創辦曠古聞所未聞的女童學堂！雖明令習學之書以太祖高皇帝禦製《女訓》為主，但仍有種種弊端，要者有二一是自古女子無才便是德，讀書識字隻為粗通文墨，何需專門進學堂讀書；二是學堂執事、教習皆為男子，有礙男女之大防，還是在自家延請年高德碩的塾師為宜。
不過，儘管有這樣那樣的不滿，何心隱也坦然地承認，廣辦義學之事乃是“昌德之舉”，若非南北交惡，戰亂不休，他真想去京師看一看新開辦的國立小學究竟是何等模樣……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