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一個月時間，繞著廣州府城兜兜轉轉一圈，直至十月二十日，蘇聖平方才回到廣州府城。
一個月時間下來，廣東全省局麵已經趨於平靜。廣東省政事廳已經正式組建完成，監察、審計、司法部門也組建完成。各府政事司框架也搭了起來，已經能夠正常施政，個彆府監察、審計、司法也開始辦公。隻有部分邊緣縣份沒有組建政事處，隻能暫時實行“軍管”，待到各府理順了管理之後慢慢補充。
當然，這個過程並不十分順利。主要是兩方麵，一個是消化官府原有吏員帶來的矛盾。
清理消化過程中，府一級的還好，就算原本是貪汙、無能之輩，大多在府城有一份家業，被國民軍清退後也隻能忍著。反倒是那些縣衙裡的吏員，有不小的麻煩。
這些吏員大都是地頭蛇，以前作威作福慣了。一開始，省府兩級的官衙剛剛組建，泉州那邊調派的人手還沒到，各政事司派往縣城的官員有限，最初隻希望儘可能恢複秩序。
再者，派到縣城的官員一般就個，帶著一個連或兩個連的國民軍就上任了。維持秩序可以靠國民軍，但維持統治可不敢靠這些軍士。於是乎，官員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甄彆任用原先的吏員。
原先高高在上的吏員往往因為名聲不好、常年貪汙等原因紛紛落選，反倒是縣城的一些讀書人、原先不得誌的一些吏員入選了。如此一來，那些地頭蛇自然不能答應。就想按照以前的老辦法，挑動有幸留在縣衙的吏員和民眾抵抗統治，想給那些縣官一點顏色看看。
那些吏員在縣城有很大的能量，和當地的一些官紳也有著這樣那樣的聯係，想的製造混亂，然後再出來收拾殘局，顯示自己的能力，讓新的縣官離不開自己。恰好這個時候開始要征收秋稅，民眾在這些有心人的挑動下，政事處還沒征稅呢，就謠言四起，說是國民軍要征重稅。
此時村官體係還沒建立，稅賦還得政事處的吏員親自下去征收。問題就出在征稅的過程中，國民軍軍士沒有隨行，跟著吏員一起下去的隻是一兩個捕快，或許是征稅的過程中急於在新上司麵前表現自己，或者是囿於陋習，有貪汙納賄之舉，竟然出現民眾抵製交稅。而那些搗亂分子也沒控製好局麵，有兩處竟然發生了吏員被打致死事件。
這種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矛盾，廣州府、沿海府縣和實行軍管的地方反倒不嚴重，倒是一些實行正規治理，卻又因治理體係尚未完全建立的地方最為嚴重。
巡視途中收到奏報，蘇聖平立即下令各地采取嚴厲手段對搗亂分子予以重擊，徹查征稅過程中違法的吏員。同時安排戲團、思訓方麵趕往矛盾比較嚴重的地方進行宣傳，及時解釋稅賦政策。
這樣一來，普通民眾方才知道新的官府稅賦比以前低了許多，自己也被那些無良的鄉紳老爺給騙了，再加上國民軍使出了雷霆手段，局麵很快就控製下來。
同時，正好利用那些鄉紳的罪行，蘇聖平指示政事處進行“土改”，征收了那些鄉紳的土地後，有償劃分給一些貧農，允許他們分三到五年時間償還購買土地的債務。
他一直不敢實行激進的“土改”，因為泉州等地的基層對自己很支持，沒有嘗試的條件，這會正好實驗一下這種相對溫和的政策，為以後占據更多地方後推廣積累經驗。
田畝稅賦的問題主要出在信息部不對稱，被一些利益損失者利用，才發生了衝突，但廣州府等地的商稅矛盾就不同了。
此前已經說過，福建三府的商稅實行定額稅的政策。這是充分考慮當前的征稅條件製定的一個策略，但這定額稅之所以在福建三府能夠順利實行，離不開三府的大小商家某種程度上都是蘇聖平的鐵杆盟友或者是利益相關者這一事實。廣東這邊則不然，四海商社、天南商社這種大商社不怕他們偷逃稅收，可麵廣量大的中小商人就有些麻煩了。
攜新勝之際，在廣東全省征收商稅，讓所有商人形成納稅習慣，需要官方和民間共同努力。官方製定了合理的稅收政策，民間方麵有四海商社和天南商社做好表率，再加上王少傑、朱強等的宣傳攻勢，總體上並沒有引起太大的反彈。
考慮到現有的征稅條件，總結了福建三府和寶島征收商稅的經驗，廣東商稅仍舊采取定額稅為主的策略。即四海商社、天南商社這樣的大商家，每年定額交稅，至於他們能賺多少錢暫且不論。
四海商社的定額是每年十一萬兩，天南商社則是九萬五千兩，其他比較大的商家各有定數。當然，也製定了一些例外情況，比如但凡有確切證據表明商社遭受無妄之災，比如船隊遭受海難，經府一級的財政度支和巡查拘捕部門查實，報省政事廳核準，可以根據實際情況減免部分商稅。
在采取定額稅的同時，也製定了針對中小商鋪的征稅製度。包括兩方麵，一是中小商販也有定額稅，營業額低於三百兩的實行免征，三百至五百的每年征收五兩，五百至一千的每年征收十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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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主要針對的是城中的一些商鋪，雖說不可避免的會出現腐敗或者臨近征稅數額時逃稅等問題，但把起征點提高至三百兩，這已經規避了絕大多數小商販，避免他們受到盤剝。
至於不屬於定額稅，但每年營業額幾千上萬兩的商鋪，隻能依靠製度來規範，這就是要實行的商照製度。
要在廣東地麵上經商，隻要有固定店鋪、倉庫、作坊等都需在府、縣工商實業部門申領商照，辦理商照不用交納費用。但是，商照上明確注明了該商戶從事或經營的行業範圍。
然後，財政度支部門會給該商戶發放一本類似於發票的文本，用於該商戶進貨、出貨時進出城門、海港等的憑證。憑證上是進出貨物種類、價值、來處去處等資料。這既是商鋪日常經營中待查的憑證，也是征稅的依據。
最終，財政度支部門會根據文本核算商社應繳稅款，這個稅率就跟其他地方相統一了，統一定為營業額的百分之五。
廣東這邊實行的稅賦政策，是對之前的稅收政策的一次調整。農稅基本不變，“一條鞭法”、“攤丁入畝”、“市價征稅”等和其他地方沒有什麼不同，商稅則是進行了重大調整。
首先一點，就是確定了大小商戶的定額稅製度，大商戶不是隨便說說的，而是要由省一級政事廳最終確認。小商戶同樣需要認定，需要府、縣政事部門認定。
被確認為大商戶，雖說有交稅這個任務，但同時也能享受權利，比如他們會是各地議政會成員的優先考慮對象。周金泉如今就是廣州府議政會籌備委員會的主任，日後廣東省議政會也必然有他一席之地。
目前，廣東全省確立的大商戶也就十三家，這還包括已經準備在廣東全麵設點的物流行、錢行和南洋商社，他們總稅額也接近六十萬兩。
其次，就是根據營業額設立的稅率。原本福建和寶島那邊是十二稅一的稅率，這是按照利潤來算的，相當於百分之八點三，可這利潤實在是不好統計。如今改成按照營業額計算，比較方便統計和核算，稅率相應予以降低。
與此同時，就是建立商照製度。和民政管理的戶籍製度一樣，商照製度能夠更好的將商人納入體係管理。像四海、天南等大商社，同樣需要申領商照，小商戶也同樣需要申領。申領商照的同時，工商實業和財政度支部門才會對商戶的營業額進行一次初步的核算。商照製度的建立，不僅有商戶管理和稅收征收一個功能，還有諸如經濟數據統計這樣的重要作用。
福建三府及寶島的商家和蘇聖平的利益相關，因此在他製定諸如稅收政策的時候，他們采取的態度往往是全力支持蘇聖平，這樣好是好，卻會導致有些政策製定後不儘如人意。相反，廣東這邊的商家，即使如四海商社這種已經準備投靠的商戶，現在還沒那種覺悟。
蘇聖平又有言在先，讓他們對政事司的政策暢所欲言，因此在商稅政策製定過程中就大膽說話，為調整商稅建言獻策，倒是一件好事。
因此，回到廣州，聽了張文昌等人的彙報後，蘇聖平高興之餘，把十三戶確定為大商戶的主事人都請到了住處，設宴感謝他們，順便把原來廣東的一些高官，包括原廣東防禦使陳浩、廣東學政談世文、廣東藩台薛仁文、廣州通判汪明渠等。這讓原本還因為提出反對意見的那些人心中大定，更是對蘇聖平虛懷納諫的作風感動不已。也讓原廣東的高官心中大定，心中更加確認蘇聖平有明君之相，值得追隨，也不枉自己背著背叛吳朝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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