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一圈連屋子帶家具看下來,馮倉又給自己的辦公室添了一個紫檀的博古架,然後聽從了周至的建議,將之前兩個“贈品”放棄了,換成了比較配合展示的“官帽筒”。
管帽筒,顧名思義就是用來放官帽的筒裝瓷器,可以是圓筒,也可以是六邊筒。
這是一件非常神奇的物事,和一般瓷器都是脫胎於容器的實用器,通常既可以裝飾又可以實用不同,官帽筒雖然是一個筒狀物,但是好多官帽筒的上下都開有以吉祥圖案外廓如海棠,如意,蝙蝠,燈籠形狀的孔洞,基本上除了放帽子外,再沒有彆的實用價值。
關鍵是這東西興起很晚,鹹豐年間才開始興盛,到光緒年間才開始流行,剛流行起來就連“官帽”都沒了,卻成了民間嫁娶必備的嫁妝和陳列器。
但這個彩頭遠比最早用作骨灰壇子的將軍罐好得多。
而且官帽筒的價格卻比將軍罐要低,因為皇家也犯不著追求將官帽擺放在漂亮的瓷器上顯擺,因此官帽筒沒有官窯器,都是民窯燒造的。
然而每個末世的民窯情況都類似,清末民窯各種技藝都已經大成,它們也出精品,尤其是寄托款的精品。
經過周至解釋之後,馮倉便將將軍罐換成了一對白釉礬紅福壽連枝花卉帽筒。
礬紅這種釉料顏色既不如鮮紅色那般明豔奪目,又不如黃色那般富麗堂皇,它的顏色介於大紅和黃色之間,又不是橘色,而是更偏向紅色,夾帶著一點黃,有點類似“宮牆紅”的一種色調。
“要受窮,就燒紅”,紅色是一種非常難以把握的色調,大明朝以火德降世,舉國家之力燒造紅釉,結果到了宣德年間依舊失傳,《大明會典》中記載:“嘉靖二十六年,江西布政司奏:鮮紅器重懸賞格,燒造未成,唯可燒礬紅色。”
這裡提到的“鮮紅器”,指的就是明代著名瓷器“釉裡紅”,“釉裡紅”在宣德年間已經可以配合青花或獨自成采,顏色也從發黑發灰的豬肝色和發黃淺淡的“燒飛走白”,變成了真正的“寶石紅”。
這個工藝後來有明一整代都未能恢複,直到清三代才獲得突破。
而礬紅器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都作為紅釉當中的重器,非常受重視。
督陶官郎廷極帶來了傳統紅釉的突破,到後來燒造那批紅釉的窯口被稱作“郞窯”。諸多紅釉器如“胭脂水”,“珊瑚紅”,“祭紅”,“豇豆紅”,“抹紅”紛紛出現,其中最尊貴的“寶石紅”,被大家稱作“郎紅”。
與之相對應的,就是礬紅的重要性一天不如一天。
然而這種情形在清末卻又得到了一次小小的改變,光緒年間,礬紅瓷器在民窯當中再次獲得了突破,很多窯口能夠用較低的成本,以銅釉為材料,燒造出顏色接近“鮮豔”的礬紅瓷器,品質雖然不如宣德“寶石紅”,卻也比之前“珊瑚紅”的宮牆色要更加偏近紅色一些。
配上白瓷的底子,就顯得非常的喜慶了。
這對帽筒器口就是同末光初那個年代的經典代表,器物口沿還描了金,金口下方是一圈如意暈頭,之後是折枝花葉紋,蝙蝠紋,福字紋,壽字紋。
鏤空的孔是海棠花紋的,孔口外還描了邊。
所有的這些圖案又是用纏枝蓮花紋給勾連起來的,“福壽連綿”的寓意,那是要多好就有多好。
唯一的不足就是底款的六字篆書“大清雍正年製”,倒不是說底款仿得不夠好,而是雍正年間壓根就沒有這樣的器型,兩相結合一看,就感覺寫底款這位筆力虛浮,不夠健勁有力,似乎透著一股子心虛。
不過除了這一點瑕疵外,整個物件兒的仿造檔次都是向著雍正官窯看齊的,工藝精湛,畫工精美不說,礬紅的花葉還渲染出了層次。
雖然在周至的眼裡,這對瓷器在畫工上有所進步,但是依舊是一種“出格”,換句話說就是仿品沒有仿到十分,除了心虛的雍正年號寄托款,其它一切,從器型到畫工到色彩,都以迎合討好同光年間大家對瓷器的審美為目的。
這就仿得有些離譜了。
不過這物件兒在馮倉等人的眼裡,卻是比正宗的雍正礬紅瓷器更“好看”,比之前那對將軍罐更加繽紛熱鬨,當然樂意替換。
這也讓馬爺對著周至暗暗豎起大拇指,周至一通吹噓,轉眼同治官窯換光緒民窯,就給他省了一萬多塊。
最終馮倉又選了一對黃花梨的四方供凳,以及兩件“不容易摔壞”的銅胎掐絲琺琅的鼎式爐,一方一圓,和畫桌擺放到一起,那視覺效果也是沒誰了。
“畫桌後麵的牆上好像可以掛點什麼東西……”馮倉感到非常滿意。
“掛畫啊。”周至覺得自己家裡的《坐龍圖》配上這一套那逼格絕對拉滿,不過那東西不可能再從自己的手裡放出來,隻能給馮倉提出建議:“按老習俗,馮哥辦公室應該掛個八尺大中堂,那才叫氣派。”
“掛畫兒嗎?”劉正勻也在摸著下巴琢磨:“我覺得大家都在掛畫,因此已經俗了……不如……掛個龍袍?”
周至都想哭了,這年頭掛字畫成了俗氣,掛龍袍反倒成了雅致了?
不料江武王爍潘石崖一致叫好,都說這個主意很不錯,非常能夠體現公司的堂皇大氣。
而讓周至更加料想不到的是京城裡邊擁有龍袍的藏家還不在少數,馬爺打了兩個電話,就掃聽到了好幾件,這東西還分了朝服吉服章服便服好些個種類,價格更是低到周至不敢相信,最便宜的一件醬色地刺繡彩雲金龍紋的吉服,對方隻開價了九千五。
聽說這麼便宜馮倉幾人又來勁了,讓周至和馬爺講講龍袍裡頭的門道。
於是周至隻好告訴他們,理論上,隻要皇帝穿過的衣服,都可以稱作龍袍,但是其中最好的,等級最高的,當然是正殿禦朝時候的大朝服。
那套衣服可不是隻有龍,還得具備代表帝王身份的十二章文,即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種具備特殊含義的紋飾。
清代皇帝逢五一朝,也就是十天來一次朝會,但是這樣的朝服也不是每一次朝會都穿。
因為過於隆重,一般隻在每年年首的正旦大朝會,和年尾的冬至大朝會,還有代表世俗裡最高的權力,向天地祭祀之時,方才穿著。
那樣的龍袍需要耗銀千兩,兩千織工,一年時間,方才造得出來,存世量自然少得可憐。
這麼一說馮倉不但不收斂,反倒更加來勁了:“這個好玩兒,就是不好找。”
於是劉正勻又出餿主意:“要是各種款式花色都給收集一些,沒事兒換著掛,也是個主意哈?”
於是這就愉快地決定了,馮倉同意給自己開創一個收藏門類,就是龍袍,就從最便宜的醬色地刺繡彩雲金龍紋吉服開始,終極目標當然就是黃緞緙絲十二章文大朝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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