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慈恩寺住持鐘金，姑息養奸，縱容不法，杖責八十！”
“番僧所犯罪行，嚴懲不貸，所犯死罪者，三日後公開問斬，餘者驅置煙瘴地衛，遇赦不宥！”
“噢！噢！”
對於京師百姓來說，陶仲文的倒台與九葉靈芝草的威脅，根本是不為人知的隱秘，距離普通人最近的，還是對番僧秋風掃落葉般的緝捕和審判。
當公告一出，衙役宣讀，不知是誰帶頭叫了一聲，大夥紛紛拍手叫好，可謂大快人心。
嚴世蕃摟著自己的二十一房小妾，坐在華麗的馬車中，正好聽到歡呼聲傳來，掀開簾布朝外看了看。
立刻有親隨前去詢問情況，回來稟告：“小閣老，刑部貼出公告，京中百姓正議論番僧受審。”
嚴世蕃雖然酒色財氣，種種惡習，樣樣都沾，但仗著記憶力好，對於朝堂之事了解得一清二楚：“這些還是前戲，接下來對於番僧朝貢的整頓，才是重中之重……你覺得沒了番僧如何？”
親隨也不喜歡看到那群藏地僧人，在京師地界耀武揚威，卻知嚴世蕃喜怒無常，不敢亂言，模棱兩可地道：“小的見識淺薄，對於番僧的好惡所知不多，隻覺得這件事鬨得很大……”
嚴世蕃冷笑：“當然大了，這僅僅是趕走番僧那麼簡單嗎？這是斷了多少官員的財路啊！”
中國曆朝曆代的朝貢，都主張厚往薄來，“西洋諸國素稱遠蕃，涉海而來，難計歲月，其朝貢無論疏數，厚往薄來可也”，明朝更是有明確的“封貢體係”。
這套體係並不是人傻錢多，而是有著相當深遠的外交影響，同樣也不資助敵人，比如蒙古部落就是想要朝貢都朝不了，最後俺答汗帶兵打到北京城下了，逼著朝貢互市。
不過到了中後期，隨著明朝各方麵的衰弱，封貢就開始變質了，番僧朝貢更是多受詬病。
正統年間，每次番僧入貢才三四十人，景泰年間，增加到了三百人，等到堡宗經奪門之變後的天順年間，已經多達兩三千人，更近的正德年間，由於皇帝喜歡番僧帶來的新奇玩意，賞賜豐厚，番僧的數目膨脹到上萬不說，還多有偽造身份，冒充來領賞的。
嘉靖初，把番僧入貢的人數限定回三百人內，但放開容易，收縮難，哪怕以這位道君皇帝的偏好，都未能執行規定，年年超額。
因為多年的習慣，朝貢體係早就形成了一套利益輸送。
番僧入貢是不用全部入京的，如嘉靖三年的記錄，番僧總人數一千四百多人，其中一百六十多人進京，其他人都留邊，就是少數代表進京，領很多人的賞賜，這其中可操作的餘地就太大了。
根據後世統計，明廷賞賜一名番僧的錢財，相當於給一位七品官員發俸祿，得寵的甚至到了四品官員的級彆，那種法王級彆的就更豐厚了，而明朝自己的官員則常常發不出工資，那會發生什麼事情，自然可想而知。
封貢體係裡麵的“起送官”是肥差，各地的官員，尤其是邊境省份的，更是直接販賣名額，事涉“懷柔遠人”，還難以查證。
這也是為什麼從奏疏來看，反對番僧入貢的大明臣子非常多，但基本上隻能提供批評意見，而想不出解決辦法，最終這一政策懶惰地隨王朝苟安下去。
嚴世蕃對於貪汙這塊門兒清，知道番僧這表麵上的頑疾，背後牽扯到的利益有多麼大，眼見整肅番僧掀開了大幕，心中是既期待又警惕。
期待的自然是那位入京一年就能完成身份三級跳，所展現出遠勝以往天師的道醫，在這種政事方麵會如何焦頭爛額……
警惕的自然是父親嚴嵩看得沒錯，此人和陶仲文邵元節都不一樣，他是真的會乾涉政事的，絕不能以簡單的天師視之，偏偏宗教領域又是他們不擅長的，沒有及時打壓下去，或許會後患無窮……
嚴世蕃再度探出頭，朝大慈恩寺的方向凝視片刻，哼了哼：“走！”
“開了個不錯的頭！”
李彥自然不會理會這位小閣老的感受，有條不紊地進行著自己的安排，他所做出的整頓，沒有超出時代太多，參照了曆史上的張居正。
嘉靖朝打壓佛門，但沒有將番僧朝貢的風氣扼殺，等到嘉靖一死，隆慶時期還好，到了萬曆，又請番僧入宮內誦經，但入貢的人數卻大大減少。
這就是張居正的鐵腕作風，他直接寫信給甘肅巡撫麵授機宜，告知處理番僧入貢的意見：一是不鼓勵，讓藏地不要再派僧人來了；二是假如非要來，人數不可參照其他入貢的部族；三是規定時間地點，由陝西境入，冬來春回；四是內庫賞賜，都要由張居正本人審核過目。
經過張居正的整頓，明廷扭轉了風氣，確定了“給賞隻是特恩”的原則，後來幾朝也限製度牒規模，多次重申嘉靖禁令，封鎖戒壇，不再大量封授藏僧等等。
可見真要治理，是完全能夠辦到的。
既為天師，宗教這方麵就要管起來，番僧的亂象顯然屬於其一，反正不用花費多少精力，他在這方麵還是有些小經驗的。
李彥真正的精力，還是用在探索天地上麵，目前的切入點就是無生老母的真實身份。
他靜靜地立於大雄寶殿之外，自然而然地與整座寺院融為一體，不分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