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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的新班子中溫體仁沒有科學和西學素養，而是一個非常堅定有力的執行人才，輕易不會被輿論圍攻動搖，因此是曆史上被東林黨恨之入骨的人，人緣不好，所以隻選為次輔。徐光啟主要精力放在科學研究方麵，年紀也大了，不會給他增加工作量，和熊明遇一樣入閣是為了加深科學研究的影響力。
王徽的職務是工部尚書，崇禎打算從江南找來了宋應星和薄玨後給他讓副手，徐爾一曾上疏為熊廷弼申辯平反，也曾稱讚毛文龍和東江的作用，崇禎打算任命他當吏部尚書。
李之藻打算任命為國子監祭酒，就是國立大學校長，主管國子監變革，改變重文輕理的現狀，把數學、西學內容列入專門教育而不是現在僅憑個人興趣。
科舉的內容也需要變革，現在開始由徐光啟、陳仁錫、李之藻、熊明遇考慮謀劃。加入諸子、數學（代數和幾何）、軍事內容。崇禎的構想比閻應元更進一步，閻應元說的是童生還是照舊考四書五經，秀才開始加入軍事能力測試內容。崇禎則設想從童生就開始變革，四書還是必學必考內容。這一點沈飛也理解，沈飛看到過科學史家席澤宗書中就認為《中庸》提倡的“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是一種科學方法，這是訓練思維的基礎。五經則是編出其中精要作為學習和考試的教材，不再要求完全掌握。
新增數學、幾何、軍事作為童子學習考核的內容，由徐光啟、李之藻、熊明遇編寫教材。新增諸子百家精要內容加入，由陳仁錫編寫教材，陳仁錫著作《諸子奇賞前集敘》提到“以六經收諸子，不若以諸子返六經。強其所厭，不若用其所喜。夫諸子，多救時之人也。然六經治未病；諸子，治已病。六經，治百世之病；諸子，治一時之病”，正是他的專長之一，現在的局勢也已經到了“已病”時，正需要“救時。
中秀才以後，舉人階段就文武分科，進士任職分流。禮部、工部、戶部免試軍事內容，但是需要學習考試相應的禮學、工匠營造和數學會計專業知識。兵部、刑部、吏部則必須學習考試武藝、箭術、軍事能力。
翰林院也分成幾個部門，暫時考慮需要設置文學院、經史院、格理院、國政院、兵學院”，以後可以再增減。沒有經過軍事考核和三年從軍經曆的人考中進士，也不能進兵、刑、吏三部任職，不能擔任地方主官，不能進翰林國政院、兵學院，將來不能入閣。
崇禎告訴了在場的人，等內閣首輔換人和湊足了錢糧以後會親自隨運糧餉的隊伍去皮島見毛文龍，陳仁錫表示支持。
崇禎最後在信裡告訴了沈飛兩件事，一是他給的一瓶20粒續命八丸已經用了兩顆。給鄧玉函吃了一顆，這位傳教士已經五十多歲，年紀不輕了，身體也不好，曆史上崇禎三年去世，這次他要帶隊遠行歐洲，為了避免出意外就給了他一顆。另外一顆則是讓他帶上，到了歐洲以後給開普勒吃下，曆史上開普勒也是在崇禎三年去世，也要延長他的壽命。
二是溫體仁向他報告了現在京城中有輿論同情錢士升、吹捧袁崇煥大罵崇禎，他去江南找的通俗文藝人才還沒有到，李之藻向他推薦了一個人，徽商汪汝淳。汪汝淳家族豪富，考中秀才是就遊走四方，或經商獲利，或散財結交意氣相投的好友，三教九流人脈廣闊，有俠商之稱，和李之藻等西學者有交情，一起鑽研過算學幾何，資助過他們出版西學著作，還參與編定的《同文算指》。
汪汝淳還曾去過皮島經商，了解皮島真相，寫過《毛大將軍海上情形》。流落在京城的遼東老兵和遼民很多接受過他的資助，崇禎今天去見了他，托他聯絡遼東老兵和遼民暫時主持一下輿論工作，扭轉北京的輿論風向。這事不適合讓廠衛或文官去乾，他的身份與官方沒有太大關係，正合適。而且沈飛給的那二十一串珍珠崇禎也交給了他出手，他自己先墊付了三十二萬兩貨款，給閻應元的練兵費用已經有了。
看完崇禎的這封長長的密信，沈飛非常清楚這個變革思路是翻天覆地的，如果提前泄露被遭遇激烈的反對和瘋狂的抵製破壞，內力運處，手中的信紙連帶信封化為灰燼。
枯榮能用內力燃燒劍譜，被歐陽鋒、黃藥師和周伯通當成藍球一樣抓起來扔來扔去的靈智上人都能用內力使一盆水沸騰，以沈飛現在的功力這是隨手就能辦到的事情，卻把在旁邊有武功常識的安劍清看得目瞪口呆，震驚於沈飛的功力之深。沈飛注意到了安劍清的表情，心想以後也可以培養一下安劍清，這版電視劇裡的安劍清忠誠沒問題，兵器也從單刀變成了劍，和小說裡不一樣。
兩天之後在北京最大的鬆風茶樓，聚著一大群喝茶閒聊聽書看戲的人，沈飛和完顏萍也上去看熱鬨，看到四個書生正在大罵崇禎想聚斂民財，吹捧錢士升，一個五十多歲的微胖老者過去問他們崇禎聚斂錢財什麼用途，是不是建造宮室搜羅奇珍享樂？書生說那倒不是，老者追問用途，書生說大概是為了發軍餉。當時還沒有什麼內地民變，老者說發軍餉就是為了抵禦關外韃子，軍餉發不出莫非就任由韃子打進來。書生說可以發內帑，崇禎的錢從天下取也應該用於天下，老者說內帑不可能取之不儘，萬萬時內帑進帳也就千萬，泰昌天啟年間內帑用於軍餉早就超過千萬兩，剩不下多少了。而且收稅對象是一些富商，他們平時生活豪奢，在國難時出點錢也沒有不妥。
聽到了這裡，沈飛已經基本確定老者就是臨時代理宣傳部長汪汝淳了，內帑算帳已經幾乎用光是現代網絡才有的結論，在明代除了極個彆知道宮中內情的人，大部分書生的想象裡就是無窮無儘的。另一個書生說富民財產都要被朝廷劫奪，貧民更保證不了安全。養兵就是為了護民，如果劫奪百姓財產養兵，和養千萬盜賊一樣。聚斂盤剝逼百姓作亂是抱薪救火，沒有未外患先起了內亂就完了。
老者指他們四個人沒有當過兵，不知道軍中連日露宿野外饑寒交迫，餓得頭昏眼花上陣拚殺的情形。旁邊一個參加過渾河之戰，後來在廣寧失陷之戰時斷了一臂，成為殘疾人退伍流落到京城的老兵出來證明老者的話。老者說剛才那個書生說如果朝廷收些錢財民間就要作亂造反，那九邊各鎮二十多萬邊軍早就全部造反多次了。反問如果多收些稅百姓就要反，天下會完，後金建虜占領遼東敲骨吸髓，把民間財產收刮乾淨，遼民生不如死，建虜怎麼沒亡？
對方說大概是遼民反抗也打不過建虜。老者同意，說如今可怕的不是民變民亂，是兵變兵亂，如果擔心民亂任憑士兵缺餉發生兵變才是抱薪救火。對方質疑是否隻要供養軍隊就可以不管百姓的命了？老者說建虜虎視在側，先保證軍隊供應正是重視百姓性命。隻要朝廷不亂，在朝廷主持下收稅還有規章製度約束，有各級監察機構和民間生員監督。如果軍隊變亂，朝廷危亡，建虜殺進內地不可能和建虜講道理。在建虜大屠殺之下，才是百萬性命頃刻就沒了，那才會命如草芥。遼東淪陷，被屠殺的遼民何止百萬。
對方又說如果收稅太多，百姓造反，天下變亂，外虜也會趁亂殺入內地。老者說如果收稅太少，朝廷沒錢發不出饑兵的軍餉，發不出饑民的救濟，饑兵饑民沒有了活路才會造反引起大亂。造反不是加稅逼出來的，曆代都沒有明朝那樣商稅輕的，即便農業稅也還是太輕，南方不過十分之一，北方二十分之一都不到。
元末張士誠占據江南一地，養戰兵三十萬，還有開河修城無數耗費。還養大量貴人，土地被張士誠親信大量兼並，這樣征稅治下農民都沒有反。陳友諒占據湖廣江西，養兵超過六十萬，這樣收稅農民都沒有反。元末殘破環境下，一方割據者都能維持那樣的兵力，不可能現在明朝的人口土地維持的兵力還不如元末。
明朝現在這樣的稅負，都是經常拖欠，拖得久了官府往往一筆勾銷，官場風氣，嚴格征稅，酷刑逼勒稅收的會被輿論攻擊成酷吏，名聲掃地，以後被排擠彈劾，喪失政治前途。縱容百姓逃稅的會有寬大仁愛美名，被輿論稱讚推薦。有地方出現災害就會減免稅收，如果在災區大量收稅肯定會被彈劾成為眾矢之的。
對方又疑問，如果農業稅不重，為什麼各地都有大量的人棄田賣田，不願種田背井離鄉。老者說農業稅不重，可是比起商稅還是多得多，重田辛苦難以致富，商稅極輕又更容易暴富，看到彆人棄農從商暴富發達當然會眼紅。張居正一條鞭法以後，丁稅也計入田稅，農業稅比以前更重，商人稅收更少，棄農從商者才會越來越多。因此要增加農業稅首先要對商人征收重稅，才不至於讓更多人棄農。
對方說現在商稅一年已經有三百多萬兩，還要怎麼加重？萬曆時隻征收礦稅一項就搞得雞飛狗跳，怨氣衝天，再加重稅就沒有安寧的地方了。老者大笑說三百多萬是包括鹽稅再內，扣除鹽稅真實的商稅不到一百萬兩。
何況三百萬兩也微不足道，自己就是商人，知道明朝商人豪富的內情，萬曆時於慎行記載“今都城如賣醬、屠沽有千萬之資”，就是屠夫賣醬賣酒的小商販就有千萬財富。一個商人一次去鬆江買布就攜帶幾十萬兩白銀，山西平陽、潞安的商人沒有幾十萬兩銀子的資本不敢說自己富，鹽商海商家產百萬的更多。明朝一年三百萬兩銀子的商稅隻怕還不如一個富商的家產多，一國還不如一人。萬曆時收的礦稅一年也就五十多萬兩，還不如兩個布商去一次鬆江買布帶的錢數，把這當所重稅是井底之蛙。
對方說朝廷征稅，經過下麵的層層操作，怎麼知道會不會放大十倍？老者說放大稅負或許有，但是不會像對方說的這麼誇張，曆代都要收稅，如果都是這樣，那稅收都像明朝這樣少得可憐了，實際上根本不是。明朝生員秀才可以公開指責非議縣令，下級官員可以公開抨擊上司，朝堂上言官也可以隨時公開指責皇帝並印在邸報上，大街小巷都可以議論皇帝過失，清流輿論的威力讓大小官員都害怕。即便魏忠賢當政時，民間對他的抨擊也從沒斷過，才有蘇州百姓群情激憤，擊殺緹騎，毆打巡撫。
曆朝曆代，包括西洋各國，輿論的威力都沒有明朝近百年這樣厲害，他曾和傳教士交往，聽他們說現在西洋各國下級不敢抨擊上級，小民不敢議論官員貴族，領主盤剝佃農更是沒有限度，有不少地方還把農夫看成領主的私產奴隸，隨意打殺不受法律製裁。各國收商稅更窮凶極惡，傳教士曾德昭告訴他，在歐洲窮旅客經過稅關要遭受凶殘的搜奪，隨身推帶的所有物品可能還抵不上索取的稅，比較之下明朝的稅關形同虛設。
歐洲這種情況都不擔心造反，明朝增加一點稅收就更不用擔心了。需要提心的反而是不能下決心多收稅，沒錢發軍餉使饑兵造反，沒錢發救濟使災民造反。明朝的貪腐不會比其他朝代和歐洲各國嚴重，或許能說宋元是亡於貪腐，明朝如果亡，肯定是亡於稅收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