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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時期的成都城，形似烏龜，又叫龜城。
唐宋時期的成都城，因為把龜城包羅在內，又叫羅城。
據不準確考證，北宋城市人口數量，開封第一，洛陽第二，成都第三。
距離城牆還有好幾裡，朱銘就看到大片房屋，城外也已經形成街市。由於缺乏規劃，稍微顯得雜亂，進城之後就規整了。
成都的城市中軸線主乾道，街麵寬達八米，全部鋪了地磚。
地磚是凸起的，中間高，兩邊低，便於排水。下水道雖然不如東京，但也深一米多。
城牆周長12公裡，底厚8米，高度8米，城內麵積73平方公裡。
朱銘仰望八米高的城牆，不由撇了撇嘴，這玩意兒得智取啊。
從城市中心穿過，很快又發現城牆，原來成都還有一座內城。即便外城被攻破，內城還能繼續防守。
魏應時看著川流不息的人群，不由驚歎道“吾所見城市，隻有東京比成都繁華。”
張鏜說道“不愧天府之國，但洛陽還是比成都繁華一些。”
宋代的商稅很有意思，它有一個額度，而且是浮動額度。
隨便以一個縣舉例，計算該縣前五年初為三年的實收商稅，每年同比增加的商稅取中數，每年同比下降的商稅取高數，通過計算來確定今年的商稅新額。
這種新額，又是今後數年的祖額，形成一個商稅標準，從而判定官員的政績。
所以宋代的商稅很穩，且穩中有升，不像明代那樣越收越少。
朱銘在金州的時候，農業稅雖然收得不達標，商稅卻是超額貢獻。私欄被取締之後來往商船明顯增加，官府收到的商稅也大大增漲。
若以商稅考評政績，朱銘能判個優異。
宋會要輯稿在熙寧十年，完整統計過全國商稅額度。
若隻論單個城市商稅，東京40萬貫排第一，杭州82萬貫排第二，楚州淮安678萬貫排第三，成都675萬貫排第四。
若論州府商稅，即把縣城、市鎮也算進去，開封府排第一，杭州府第二186萬貫，成都府排第三171萬貫。
商稅大體能夠衡量一個地區的繁榮程度，淮安單個城市商稅奇高，那是被鹽運給推上去的。把縣城市鎮也統計在內，還是杭州府和成都府更能打。
方臘攪亂杭州府，若再有人占了成都府可不止是商稅問題，還有田賦和其他苛捐雜稅。
親隨們有些帶著家眷，朱銘讓他們在成都玩幾天。
趁著機會，朱銘親自騎馬出城，去探知本地的鄉間民情。
很快他就發現，成都附近的土地兼並極為嚴重，同時似乎又不怎麼嚴重。
說嚴重，是土地多被一些大姓占有。
占地最多的，除了王、範、宇文三家，還有楊、李、郭、張、趙、劉、房、杜、勾龍、周、宋等等家族。
說不嚴重，是這些家族不斷分家，土地也不斷分出去。
這些家族的曆史太悠久了，以至於產生大量的小地主和自耕農。礙於同族同姓，主宗非但不能強占，還得給他們幫助。
兩相結合主戶比例居然很高。
成都再繁華，目前也跟朱銘無關，在此逗留十天便繼續前行。
一路坐船而下，經彭山至眉州，再向西去雅州雅安，最後翻山越嶺來到漢源縣。
此時已是冬末，天氣寒冷，但沒下雪。
漢源此名由來，是因為貫通全縣的流沙河，古代的時候一直叫漢水。
朱銘親自抵達漢源，才發現與張根所言不同。
漢民住在大渡河以北區域，北接雅州，東接嘉州，西邊和南邊才是蠻夷地區，並沒有被生番團團包圍。
“這縣城也太小了”白勝吐槽。
朱銘笑道“應該叫州城。”
確實很小，但城牆很高，而且近年來修繕過。
朱銘進城的時候，搜檢也極為嚴格，反複查看他出示的官方文書。
“縣尊請進城”守門士卒恭敬說道。
口音特彆古怪，比成都府那邊更怪，朱銘連蒙帶猜才能聽懂。
城中頗為殘破，居民也很少。
朱銘先去縣衙辦交接，然後發現縣衙後宅很小。諸多親隨及家眷，隻能在城裡租房子住，好在房子不缺還價錢便宜。
這裡沒有主簿，隻有一個縣尉。
縣尉名叫常啟宗，本地人，胥吏出身，沒有進士功名。
押司叫李朝，帶著一眾吏員過來參見。
朱銘也沒多說什麼，他趕路累得夠嗆，隻想打掃乾淨後宅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