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我還是個普通人！
綜上，法家在經濟上表現為“重利”、“弱民”和“抑商”這三個方麵。“重利”決定了法家會大力發展社會經濟；“弱民”決定了法家治國目的是“國強”，而不是“民富”；“抑商”則決定了法家會強製乾預經濟、壟斷關鍵產業，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
這樣給大家梳理完，大家就能明白。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為什麼和儒家有些出入，因為儒術是結合了儒家和法家為主，吸取了對於有利於統治為基礎的老思想和舉措。
通過上麵對儒家以及法家經濟思想的分析，我們簡單概括一下。
總的來看，儒家的經濟觀是放任的、自由的，是直接把經濟交給商人、交給市場的，最終要達成的目的是“民富”；
而法家的經濟觀則是乾預的、管控的，通過壟斷、抑商、弱民的方式控製關鍵資源，最終要達到的目的是“國強”。
接下來再回歸題目，基於這兩種截然相反的經濟觀，曆代統治者為什麼會選擇“外儒內法”？提到這兒，我們就不得不提一個人物，正是他開啟了“外儒內法”的模式，這個人就是漢武帝。
漢武帝即位之前，中國曆史上有一個盛世，叫作“文景之治”，當時采取的經濟政策是比儒家更放任、更自由的“無為”政策，一度給大漢王朝積累了大量的財富。但是看問題是需要辯證的，大量財富的背後其實有著更致命的隱患。
其一，“與民休息、輕徭薄稅”的“富民政策”，對大部分農民來說是雨露陽光，但是卻大大助長了豪強的勢力，因為地主豪強的土地最多，輕徭薄稅下，他們獲利也是最多的；
其二，國家把鹽、鐵等關鍵資源放任給了百姓，結果卻讓富商巨賈們“弛山澤之禁”，謀取了巨大的利益；
其三，在當時郡國並行製的情況下，掌握關鍵經濟資源的諸侯國和豪強富商們勾結在一起，甚至自行征收賦稅、鑄造錢幣，已然成為了獨立於漢朝之外的王國。
諸侯國、地主豪強、富商巨賈，這三股勢力都是在“放任自由”的經濟模式下滋生起來的，他們互相勾結、對抗政府，國家的統一和穩定已然岌岌可危。而最終的結果我們都知道了，爆發了七王之亂，大漢朝一度分崩離析。
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即位之後，豈能再容忍這種事情發生，於是他采取了桑弘羊等人的意見，對國家的經濟模式進行了全方位的改革
1、鹽鐵專營
漢武帝一改文景時期的放任政策，立馬把鹽、鐵、酒等關鍵資源收了回來，由國家直接管控；
2、假民公田和移民屯墾
假民公田，即國家把一部分公田以租借的名義分給喪失土地的農民，然後向他們征收相當於田租的“假稅”，既增加了國家的稅收，又穩定了流民；
移民屯墾，即遷移大量的軍民到邊境進行屯戍，一邊從事於農業生產，一邊肩負著邊塞保衛的任務，既安置了流民、穩定了邊疆，又減少了軍費開支、鞏固了邊防。
這兩條改革，均是以法家重農的思想出發而實施的。
3、平準和均輸
平準法，即由國家控製全國的物資和買賣，以平衡物價；均輸法，凡郡國的朝貢，均按照當地市價，折合成土特產品，上交均輸官，由均輸官運往其他地區再高價出售。
平準和均輸旨在由國家控製商場價格，防止富商巨賈賺取差價，謀取暴利，其實是一種法家思想下的“抑商”政策
4、算緡告緡
算緡是封建國家向商人按比例征收的一種財產稅；告緡是對商賈隱瞞資產、逃避稅收的懲罰措施，兼具保障算緡和剝奪商賈的特殊意義。
如果說平準和均輸是變相的抑製商賈，那麼算緡告緡就是赤裸裸地剝奪了，在民間工商階層集體破產的同時，國家大飽，於是漢武帝便有了更多的錢糧去建功立業了。
通過上述的經濟改革，地主豪強被打擊了、巨商富賈被壓製了，社會資源牢牢地被掌控在了漢武帝一個人的手裡，一個君主極度專製、中央極度集權的大漢帝國就這樣成型了。
總結一下文景之治的隱患以及漢武帝的經濟改革，其實我們抽絲剝繭就能得出，放任自由的經濟製度是非常不利於君主專製和中央集權的，而強管控、強乾預則是專製和集權的絕對利器。
而對於中國古代的封建大一統王朝來說，專製和集權是永遠的主題，整部中華史可以說就是一部君主專製和中央集權的曆史，所以為了達到這兩個目的，封建統治者隻能選擇對經濟上的絕對管控和強製乾預，而同時，為了不暴露出其秦始皇法家的本色，隻能借以仁義道德的儒家思想，在意識形態上進行建設，在思想上達到統一，形成束縛。
自漢武帝起，“外儒內法”一直在中國古代被實施了兩千多年，曆代統治者通過對法家思想的實施，確實達到了富國強兵的目的，也確實實現了君主專製、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帝國的建立，但是同時，也給曆朝曆代的百姓們帶來了壓迫和剝削，最終受苦的還是勞苦大眾。
而覆蓋在法家表麵上的儒家思想，雖然形式上主仁義、重道德，但是本質上其實是一種思想上的束縛，使得勞苦大眾在被法家思想剝削的時候一度忘記了抵抗。
兩千多年來的思想上麵的束縛，對後世的曆史走向也是具有重大的影響的。大家可以自行去理解和學習，外儒內法照成的影響。
下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