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情況下，吳三桂應該率領剩下關寧軍前來支援，可王輔臣並未發現吳三桂方向有什麼動靜。
他知道吳三桂有私心，為了保全麾下一千多精銳家丁不敢輕易涉險，他在等待賀人龍的秦軍到來。
王輔臣心裡很是不爽，幾路人馬若都是如此，明軍如何能打勝仗可作為吳三桂的參將，他也隻能在心裡抱怨而已。
“兒郎們，隨本將殺出去”
好一個王輔臣，他再次舉起大刀一馬當先在前開路，硬生生從兩倍於他的八旗蒙軍中殺出一條血路，把李輔明救出去。
王輔臣本來是大同總兵王樸麾下遊擊，但王樸也是一個逃跑將軍，他一直無法發揮自己的能力。
後來朱慈烺斬殺王樸，並調燕雄鷹為大同總兵，燕雄鷹隻有二十歲左右，以前從未聽說過此人，讓燕雄鷹做大同總兵，王輔臣很不服氣。
後來燕雄鷹整頓軍紀，發現王輔臣有不少小毛病，按照朱慈烺嚴格用人標準，作為刺頭王輔臣被清理出大同軍。
離開大同後，王輔臣就去投靠了吳三桂，吳三桂利用自己的人脈關係，最終讓他官升一級做了麾下參將。
與吳三桂洪承疇祖大壽等人相比，王輔臣在明末不怎麼出名，但他在明末清初絕對算一個風雲人物，七次背叛主子，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三國名將呂布因為先後給丁原、董卓當義子而被張飛罵作“三姓家奴“，以示對他多次背叛的嘲諷和不屑。
後來，“三姓家奴“就成了反複無常、不忠不義、以身侍賊之人的代名詞。
對於所謂“貳臣“的標準判斷和價值取舍，在不同的時期是截然不同的。“良禽擇木而棲“是主流，兩宋之後始有“貳臣“。
在夏商周三代乃至之前的傳說時代，由於統治能力以及技術條件等方麵的限製，隻能實行分封製。
即天子將土地及人口分封給王室、功臣、前代帝王後裔以及世居於某地的氏族部落即諸侯。
而諸侯在其封國內享有世襲統治權的同時，也負有服從天子命令、朝貢、征戰等義務。
所以諸侯雖然在名義上分邦，但實際上同為一國。在這種情況下，諸侯國間的人口流動以及另仕他國，在當時是一種尋常而且普遍的現象，並不被視作背叛。
像在春秋戰國時期，各種人才周遊列國、兜售政治理想和學術主張的情況非常普遍，一朝得誌反過頭收拾起自己的母國來，也毫無所謂的“忠義“負擔。
比如人才出得最多、出走的也最多的魏國就深受其害，被商鞅、張儀、吳起、孫臏等“自己人“搞得極慘，但似乎沒有人指責商鞅等人的行為是背叛。
甚至被視為萬世師表的孔聖人，也身體力行的踐行這一價值觀。
從此“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就成了那些不想在一棵樹上吊死的“貳臣“們在選擇“棄暗投明“時理直氣壯的借口。
即便秦滅六國後，以郡縣製取代了分封製，這種情況也沒有發生什麼改變。
比如呂布所在的三國時代，像他那樣朝秦暮楚的行為，其實依然很普遍，而且大多不被視為是多麼嚴重的事情。
所以魯肅在勸孫權抗曹時，才可以坦然說出那句“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
甚至到了唐初，李世民大帝視若鎮國之寶的“淩煙閣二十四功臣“中，將近三分之二都有過叛主的不良記錄，也沒見他們受到過什麼猜忌和苛待。
比如爵封胡國公的名將秦瓊，曾先叛張須陀，再叛瓦崗，又叛王世充，經曆堪比呂布，在民間傳說中卻是氣節無雙的典範，這讓呂奉先情何以堪
即便是被視為忠諫之臣的典範、有千古人鏡之謂的魏徵，也是先叛隋、再叛瓦崗、繼叛隱太子李建成。
但這些經曆絲毫不影響他受到李世民的重用，並名垂青史。
李世民就靠著滿朝的貳臣和叛將打造出一個盛世大唐，成為史上最為名副其實的天可汗、千古一帝。
不過這種情況從宋朝起開始出現了變化。
在此前，無論是司馬氏篡魏代晉，還是楊堅搶了外孫的江山、李淵撬了表兄家的牆角，似乎都沒怎麼挨罵，五代時期權臣武將謀朝篡位更成了家常便飯。
可是輪到趙匡胤拿著這個老劇本，上演了一出黃袍加身的戲碼之後，卻屢遭詬病甚至譴責。
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逼迫符太後和恭帝柴宗訓這對孤兒寡母禪讓帝位，由此建宋。
316年後，元朝大軍兵臨臨安城下，南宋謝太後和另一位恭帝、年僅6歲的趙被迫出降，宋朝滅國，於是有人作詩嘲諷道
“憶昔陳橋兵變時，欺他寡婦與孤兒。
誰知三百餘年後，寡婦孤兒又被欺。
連皇帝都要挨罵，當臣子的再想三心二意，就要承受更大的壓力了。
史上被冠以叛臣、賣國賊等名頭的壞蛋，大都出自兩宋之後。
明朝出現了現代意義的“漢奸“這一詞彙，乾隆乾脆編纂了一本貳臣傳，收錄了曾在明清兩朝做官的120餘位人物。
首先，在兩宋之前的朝代興替大多發生在漢人政權之間，基於上古時期的傳統以及同文同種的認同。
這種以臣代主或是臣子擇主而仕，並不是什麼讓人無法接受的事情，也很少被引申到道德層麵進行評價，更與民族大義、氣節操守無涉。
不過自唐末以後崛起的北方遊牧民族，不再像匈奴、鮮卑、突厥那樣對於中原王朝而言僅僅是邊患或癬疥之疾。而是有能力占據中原半壁江山，甚至將漢人政權取而代之，成為華夏共主。
這樣一來，隨著夏夷之間民族矛盾的日益突出，那些貳臣們的行為就不再是同文同種間的“賢臣擇主而仕“，而被視為對於家國、宗族以及祖宗的一種背叛。
其次，南北朝時期的劉宋開國之君劉裕，曾經首開一個很惡劣的先例，那就是對前朝的亡國之君斬儘殺絕，從此類似的事件愈演愈烈。
這樣一來皇帝的日子就不好過了，一旦亡國基本就意味著身死族滅的下場，使得他們即便是為了保命，也對臣子的忠誠度要求越來越高，並在兩宋以後達到巔峰。
比如像往曹操、武則天等人身上潑臟水都是宋儒開始乾的，強調正統和忠君。
做臣子的再想“良禽擇木而棲“所要承受的道德和輿論壓力遠不是此前幾百、上千年前的前輩所能比擬的。
於是像魏徵、秦瓊這樣的人物若是晚生個幾百年，一定會被冠以貳臣、背主等罵名。
不過凡事有例外若是實力、能力突出或是身處要害之處，那麼哪怕他如何不忠、怎樣反複，為上位者都得捏著鼻子忍著，起碼是暫時忍著。
明末清初時就有這麼一號人物，一生中先後七次叛主，堪稱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他的名字叫王輔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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