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鬆江府逗留時間不長，隻是短暫的了解了鬆江棉紡織行業的發展狀況。
馮紫英有印象，各類史書都說以鬆江為典範的江南家家戶戶男耕女織中的女織是導致中國工業革命未能在紡織行業發生的“罪魁禍首”。
或者說是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未能真正產生的原因，就是大明治下的男耕女織模式和所有商業運行的內循環模式使得中國不需要解放生產力的工業革命，因為這種特殊的“女織”幾乎沒有勞動成本的模式，徹底扼殺了想要通過解放生產力的紡織技術變革出現可能，進而也難以讓資本主義、重商主義和對外殖民主義發展起來，使得這種封閉困頓的模式越發失去了發展了內生動力，最終導致中國從十七世紀開始的全麵落後。
而歐洲正式在這個時代開始了大航海和殖民時代，使得他們不斷在開放的格局中贏得了先機，進而開始居於主導地位。
馮紫英也很難說清楚是不是因為這樣一個原因導致了中國從1600年以後的日益封閉落後，滿清入主中原則在這上邊繼續強化了這一封閉模式，但在這個時空中，他肯定不能容忍這種局麵再度出現。
大周既然出現了，加上他，未來東亞乃至亞洲和全球，應該是大周和歐洲各國競逐並戰而勝之的格局。
不但東南亞，中亞、北亞和北美，都理所當然的應當讓大周來分一勺羹，而且這一勺，理所應當還應該是份額最大的。
在考察了整個鬆江府的這種女織模式之後，馮紫英也不得不承認，對於和大明情況類似的大周來說，這種女織的確是讓江南這類農村家庭婦女獲得最佳勞動力報酬的一種模式，如果要想徹底打破這種模式，采取工業化進程，關鍵在於如何將這些婦女解放出來投入到工廠中去。
這不是技術問題，而是禮教和宗法禮儀問題。
無論是飛梭還是珍妮紡紗機、水力紡紗機乃至繆爾紡紗機，對於馮紫英來說並不是難事。
前世中他在大學讀書時代就對英國工業革命的發生原因和過程十分沉迷，所以專門花了不少時間來研究，甚至包括技術方麵的迭代，他都是好生鑽研了一番，以至於被大學老師斥之為不務正業。
所以這些方麵的基本技術他不能說爛熟於胸，但是隻要能找到幾個能工巧匠，通過自己指導並經過大量的摸索，那麼大概的造出那麼幾台未必完全一致的樣機是不成問題的，
但如果沒有能夠走出家門到工廠去紡紗織布的婦女們，那工業革命解放生產力又從何談起？
難道都用青壯男子？
那他們在工廠裡操作機器來和那些坐在家裡紡紗織布的婦女們競爭，能行麼？合適麼？
馮紫英自己心裡都沒底，也不知道會演變成一個什麼樣的結果。
馮紫英也很清楚，單靠某一個人的金手指，哪怕能夠在某一行業某一特定時期推動一項技術的躍升和產業的發展，但這並不能持久，甚至不可持續。
要想真正實現這一目標，歸根結底還是需要從製度、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商業模式，乃至整個社會的思想輿論認知來進行徹底轉變，從教育培訓和各種產業營生的逐漸培育和試錯，才能真正實現。
問題是這是一個長久的過程，朝野內外的士人官員對此是遲鈍麻木而故步自封的，如果不逼到極致，他們根本不會做出什麼改變。
就像此番開海一樣，如果不是朝廷財力空虛到了極致，以至於危及九邊安全甚至直接麵臨外族飲馬中原的危險格局，他們也不會做出這種妥協。
看著像鬆江這樣一個府，由點及麵，就可以想象得到像鬆江這樣的整個江南，每年就是千千萬萬婦女成日裡坐在屋裡不斷的紡紗織布，勞作不斷。
商販們每天或者每隔幾天固定將棉花送到他們家中，然後收走他們織出的布匹加以染整處理，最終又彙聚到一起，通過船隻和馬車將將它們售賣到整個大周的每一寸土地上去。
這個數量每年可以高達幾千萬匹！
馮紫英感到一種無人可訴的孤獨。
從鬆江到蘇州，從棉紡織到絲綢紡織，絲綢紡織固然和棉紡織不一樣，但是問題是絲綢紡織基本上是以外銷和奢侈品的格局出現的，整個大周又有多少人能夠真正享受得起絲綢消費？
而棉紡織也的需求卻是覆蓋整個大周百姓，無論富貴貧賤。
開海隻能說是第一步，但是開海能夠帶來多大的持久動力，這就真的很難說了。
“紫英，怎麼感覺你的情緒不高？”範景文和賀逢聖一左一右陪著馮紫英漫步在杭州白堤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