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了陳與義，王宵獵步出官廳，在院子裡慢慢踱步。
已是初夏，花大多都謝了，桃、李、杏都掛滿了青色的果實。石榴花開得正豔，小石榴也露出了影子。
池子裡的荷花開了，從一片翠綠中竄出一朵粉色的花來，迎風輕輕搖曳。幾隻紅晴蜓在花間飛舞，不時落在荷花的苞上，在上麵一動也不動。
王宵獵走到梧桐樹下坐下來，靜靜地看著院子裡的景色，靜靜沉思。
從《詩經》到漢樂府，詩歌裡表現民間喜怒哀樂的內容越來越少，直至發展成為上層文人的一種文學體裁。這說明了什麼？說明了民間的詩歌藝術性在降低，也說明了上層社會越來越不重視。藝術降低有很多原因，如因為語言的演變，上層與下層隔閡越來越大，等等，上層不重視下層，才是讓人憂心的。
就像一個家庭，父親在外打拚，承擔各種壓力，為了生活拚博。回到家裡以後，雖然也有其樂融融的畫麵，但也有對孩子的打罵。這個時候，母親護住孩子，但是一句許也不說，是不行的。這相當於鼓勵父親，讓基變本加厲。母親保護孩子，除了把孩子護住之外，還要有對父親的大聲斥責。
民間詩歌，或者是其他的類似藝術形式，就是人民母親對官府父親的聲音。這個聲音，有時候是斥責，有時候是讚美。為了孩子的健康成長，斥責的聲音尤其要注意。
中國的傳統，往往把掌權者比喻為父親，把人民比喻為孩子，把國比喻成家。一個家，不能隻有父親和孩子，還應該有母親的聲音。民歌、小調這些民間的娛樂，很多時候就是母親的聲音。
漢語裡，國經常被稱為國家。把國看作一個家，不應該隻是用來規範人民，也要規範掌權者。
關於國和家的認識，中國和西方是不同的。這種不同，不隻是僅僅是用詞的不同，而是會影響到政治、社會的方方麵麵。把這些問題理清楚，更讓人有清醒的政治認識。
人類文明，從大的方麵來說，就是人如何認識自然、如何認識自身，從而正確對待、管理、應用的問題。
辛亥革命之後，中國文人漸漸形成了一種思想，認為社會是單向進步的，後來的一定比原先的先進，西方的一定比東方的先進。這種思想是不對的。應該說，在那個時候，西方文明比東方文明選進。但在曆史上，並不是這樣。
從文明的進步來講，西方的哲學並不是支撐西方科學進步的源頭。反而是在科學發展過程中，不斷地衝破哲學思想的束縛。如果抱著比較學習的態度，西方思想是應該有取舍的。
西方哲學與中國思想，並不是可以簡單比較的。哲學和思想是兩個概念，應該區彆對待。
如果把人類思想分為兩個部分，一是對自然的思考，一是對人類本身的思考，這兩個部分也是不同步的。自然方麵來講，西方哲學並沒有回答。而對西方哲學推崇備至的人，也主要是因為西方在自然科學方麵的成就。
如果把文明認為是人類對自身的認識，那麼西方哲學，在文明上麵的成就大約相當於中國的唐宋時期。康德和黑格爾的地位，應該類比於中國的陸九淵和朱熹，類比老子和孔子就不合適了。所以黑格爾評論孔子，是不同層次的人強行點評人物，他理解不了孔子，評論也荒唐可笑。
如果西方哲學有一個另類，那就應該是大胡子了。不過大胡子開了一個頭，西方並沒有接著發展下去。
所以說研究哲學，或者在中國研究思想，要走過時光的儘頭，去看一看他們最開始的在哪裡。砝碼是人類製造出來認識世界的，研究世界的，所以用砝碼做比喻比較合適。對於一個哲學家，或者思想家，都應該問一問，砝碼有多重。標的重量與實際重量不相符，是砝碼錯了，還是標的錯了。
西方哲學家，不管是唯物主義還是唯心主義，他們的思想受上帝的製約。一直到現在，沒有西方思想家能夠衝破這種製約，不管是正麵的還是負麵的，不管是讚成的還是反對的。如果一定要強行對比中國文明史，西方康德、黑格爾、孟德斯鳩、盧梭、笛卡爾等人可以類比唐宋諸儒，薩特可以類比王陽明。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大約如此。他們具體的思想或許不同，但其實有脈絡可尋。
中國有五千年文明，五千年文明難道都活到狗身上去了？時間是文明認識的必要條件，想跳過沒有那麼簡單。縱然有一兩個超凡脫俗的人物出現，也覆蓋不到普羅大眾。因為你說什麼，他們要麼不懂，要麼不想懂。
宋朝滅亡以後，中國在文明思想上實際是退步的。朱元璋雖然有驅逐韃虜，恢複中華之功，但在思想上，實際上更加繼承元朝的統治者。到了清朝，就更加退步到成為世界的玩物了。
王宵獵曾經看過一部電視劇《雍正王朝》，記得雍正對誰說過一句話，大意是我是天下最厲害的讀書人。這句話說得夠狂妄，所以一直記得。雍正當然是是天下最厲害的讀書人，說出來這句話，要麼是雍正無知，要麼是寫電視劇定這句台詞的人無知。讀書人沒那麼廉價，雍正縱然是天下的書讀遍，也沒有資格說這句話。無非是一部分讀書人出來做官，被雍正管，一部分不出來做官，不被雍正管。就是出來做官被雍正管的人，心裡想的也未必就是做的。
中華文明到了清朝，實際已經到了穀底。如果清朝不被推翻怎麼樣？無非是一步一步後退，退到那些你現在鄙視的民族的樣子罷了。
明朝時候中國出了王陽明，提出了心學。不過心學在中國並沒有大行於世，反倒在是在島國日本獲得關注。因為日本人關注、推崇，所以某個中國領袖也就推崇。梁啟超甚至提出，中國隻有兩個半聖人，就是孔子、王陽明和曾國藩。王陽明做聖人已是可笑，說曾國藩是半個聖人就是搞笑了。
梁啟超的時代，中國成了列強的玩物，事事皆差，讀書人失去理智，說一些不靠譜的話情有可原。其實何止是梁啟超，有人提出要用拉丁文代替漢字，有人提出中國事事皆差，應該全部廢掉學西方。就連魯迅，也是以批判中國的國民性為業的。其實中國的國民性有什麼問題？是統冶者太差罷了。
我們不應該忘記這些批判者。他們說的話有的對，有的錯，但是都是喚起民族覺醒的良藥。正是有了他們，才能夠喚醒更多的革命者。我們也不應當誇大這些批判者的作用，他們中的很多人，就僅是批判者罷了。
當時間過去近二百年，經過批判者、革命者、建設者的辛苦努力，我們終於有機會，也有條件重新審視中國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不同。在這種時候，不能夠正確認識這一點，就顯得有些不合格了。
說中國曆史上出現資本主義萌芽是不對的，中國未必會有資本主義。說宋朝是中國的極盛之世，應該沒有太大的錯誤。這種極盛，是文明上的，而不是簡單的經濟或軍事。
說西方的哲學大家在文明的征程上，大約相當於中國的唐宋時期，很多人是不服氣的。在他們眼裡，康德、黑格爾和薩特，他們的思想多麼偉大，提出的觀點多麼鮮明。甚至有的人開口康德，閉口黑格爾，裝出來一副很高深的樣子。可以肯定，他既不懂康德，也不懂黑格爾。就像他批判朱熹，批判陸九淵的時候，他們既不懂朱熹，也不懂陸九淵一樣。正是因為不懂，可以把這些人的書讀熟了，裝作很懂的樣子。
宋朝之後，佛學在中國，在思想層麵上登堂入室。說明了中國文明在那個時候碰到了困境，讀書人不得不尋求旁門左道，去解自己之惑。那說明的不是中國文明的進步，是說明中國思想在那個時候遇到了解決不了的難題，不得不到彆人家的思想裡暫時逃避，期望找到啟發。
現在研究中國哲學的學者，最喜歡的就是研究心學和佛教的禪學。甚至有學者自認為自己研究得很精深，說到得意處喜歡說一句，我到某某禪師麵前，可以問他一句，我悟了否？不知道某某禪師怎麼回答，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你是到佛跟前問一句悟了否，佛肯定告訴你沒悟。
佛是另一種文明。你研究中國哲學，去問和尚甚至問佛，你怎麼可能悟呢？
研究心學的，都逃不過一個事實。心學在中國不流行，是在日本流行之後又傳回中國，才被一些人撿起來。不是說心學有什麼問題，曆史已經給出了答案，這個學說適合日本，不適合中國。強說什麼心學智慧，有偉大意義，都隻能拿明治維新來舉例子。特彆推崇心學的校長，隻能跑到小島上去。
人是按概率分布符合統計學規律的，也就決定了，越是正確，理解讚同的人越少。人的思想、認識都是一條分布曲線，越是靠近中心，與你理解的人越少。這不能改變，也沒有什麼辦法。
但王宵獵不需要理會這些，因為他在宋代，沒有人跟他強哲學發展的問題。在經過多年之後，確認了自己的思想正確之後，按照自己的理解來做就行了。
西方文明需不需要學習？當然需要學習，而且需要學習的東西很多。不是因為中國被打敗了，被欺負了，而是他們的很多東西都是正確的。
為什麼說西方古典哲學相當於中國的唐宋還有許多東西要學習？這就跟說宋朝比遼、金發達，為什麼卻打不過遼金一個道理。不相關的事情，何必強行比較？
學習的前提，是知道學的是什麼。就像在美國教哲學史，先講亞裡士多德、拍拉圖、蘇格拉底是正確的，但在中國教哲學史，先講這三個人，就絕對不正確。因為這個順序說明了，老師自己也不懂這三個人。
世界是複雜的，不能簡單化，簡單化了就會犯錯。所謂胡子眉毛一把抓，是不行的。
王宵獵在這個世界應該怎麼做？學著曆史，西方怎麼做，自己就怎麼做嗎？當然是不行的。西方的文明進程隻到這個階段，生產力進步而已。生產力也隻是決定生產關係，決定不了文明。不同文明下即使是相同的生產關係，也必然會有不同的麵貌。根據西方理論施政就更是天方夜談，他們還沒有能力整理出清晰的理論。
這是一條沒有人開辟的道路，王宵獵需要自己去趟出來。
僅僅做一個能臣，做一個帝王，甚至做一個明君，需不需要這樣做？不需要。哪怕就是抄曆史，縱然抄錯了，生產力的進步也可以打敗所有的人。做一個成功的人，既花開酒地，美女在懷，又被天下人歌頌，並不難。
但是，如果隻是做一個成功的人，需要我來做什麼？放眼這天地，大部分人都可以。我既然來了，當然不一樣。
彆人能做到的，讓彆人去做就好了。我來到這個世界上，就是要不一樣。就是要做到，除了我之外，換一個人絕對不行。一個人要有價值，這就是我到這個世界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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