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26日上午。
“嘩啦～”
東京街頭一家掛著鬆本家族家徽的藥店櫥窗被人打破，十幾個年輕人跳進店內肆意搶奪。
藥店經理和店員就這麼麵無表情的站在角落裡看著這一切，順便摸了摸口袋裡的營業款。
一個月不到30日元的薪水，不足以讓他們冒著危險阻止暴民，何況大家的屁股都不乾淨。
何況又不是自己的產業，就算被人打死了，鬆本家族頂多是給點撫恤金，命可是自己的。
一方隻要錢不要命，
一方隻要命不要錢。
本該對立的雙方非常默契，年輕人們無視一旁的工作人員，旁若無人的開始了一場0元購。
貨架上的阿司匹林、馬啡、各種退燒藥能輕鬆的在黑市上換成現金，價值比日元更堅挺。
遠處一個巡警有氣無力的吹著警哨，腳下卻沒有動彈，警視廳都沒了，沒必要太過認真。
聽到哨音，其中一個年輕人把幾盒藥品塞進懷裡，接著來到門口朝觀望的人群高舉右手。
“國民們，接收財閥資產！”
搶劫者很清楚，有句話法不責眾，當審判成本大於財產損失，警方不會盯著小群體下手。
反正責任有收音機裡那些尊皇討奸的義士負，他們不過是跟風發點小財而已，不算什麼。
再說圍觀者聽到口號，第一個反應是退後了兩步，畢竟大部分百姓都是循規蹈矩的良民。
不過也有聰明人注意到光出聲不動作的巡警，正所謂錢財動人心，人群漸漸有了些騷動。
學好不容易，
學壞一出溜。
一個人、兩個人、三個人，越來越多的圍觀者衝進藥店，瞪著血紅的雙眼開始搜刮財物。
群體很容易傳染，尤其是在社會秩序麵臨崩塌，原本價格不菲的藥物唾手可得時。
十分鐘後，藥店內的商品和值錢物件被掠奪一空，離開前先前喊話之人隨手點燃了家具。
熊熊烈火猛的升起，煙霧籠罩在繁華的東京街頭，地麵上到處是破碎的玻璃和藥品包裝。
“股長，怎麼辦。”
街角處，一個東京站被俘特工縮回腦袋小聲詢問道，他們剛剛處理完叛徒就看到了這幕。
想到跪地求饒、醜態百出，最後被捅了幾十刀的苟叛徒譚偉，他心中的鬱氣消散了不少。
隻是他們的老上司莊自力，死前竟然沒有求饒，反而讓他們替自己為死去的弟兄上柱香。
可有用嗎，人生不能複生，另外那些失去兒子、丈夫、父親的家屬們以後要靠什麼生活。
“怎麼辦？”
另一邊，被他稱呼股長的中年人冷笑：“娘希匹，被抓之後日本人可沒有少招呼咱們弟兄。
被活活打死的就有三個人，屍體最後也被拉走扔到了海裡，落得個死無葬身之地的下場。
這個仇當然要報，論破壞，這些人都是小打小鬨，你們說說一個城市什麼地方最為重要？”
“警方。”
“醫療。”
“供水。”
“交通。”
幾個特工立刻回答，在特務處的培訓中煽動和組織暴亂是門必修課，目標的選擇很重要。
普通人需要的是財物，特工追求的是破壞敵對勢力的統治，製造敵對政府與國民的對立。
他們說的這些地方全都關乎到國計民生，涉及到的人員數量眾多，一旦出事就是大事件。
到時候稍做挑唆，幾百萬的東京居民鬨起來，警察和軍隊上街都沒用，除非是大開殺戒。
“對！”
股長的眼中閃過厲芒：“咱們不搞則已，要搞就把整個東京搞個天翻地覆，讓日本人心痛。
警方有兵變的鬼子對付，咱們就不要管了，也沒法管，大家身上有傷又沒有多餘的武器。
接下來所有人分三個小組，第一組去醫院，我不管你們用什麼方法，儘量殺傷醫護人員。
第二組去水廠，破壞供水設施和管線，我要讓東京的民房、工廠、消防栓全部無水可用。
最後一組隨機搭乘電車、公共汽車放火，同時在汽車和火車站製造混亂，癱瘓城市交通。
行動結束，去備用死信箱領取新的安全屋地址，然後再想辦法聯絡處裡或者找途徑回國。”
說到這，他掃視了一圈：“我得提醒你們，不要有其它想法，還要有不成功便成仁的準備。
咱們被俘是瞞不過去的，上麵肯定會知道，加上脫身的經曆太過離奇，內部審查逃不了。
不把身上的恥辱洗刷乾淨，你我都會在刑場見麵，行了，大家各自準備一下，分頭行動。”
講完，他便帶著人迅速離開了混亂的街道，渾水摸魚的機會不多見，得抓緊多放兩把火。
同一時間。
東京幾個區內都發生了打砸搶燒的惡性犯罪活動，失去警視廳的指揮，警察們按兵不動。
倒不是說沒人指揮，他們就抓不了人，而是缺少必要程序，出了問題很容易成為替罪羊。
當然，儘忠職守的人也有，一些警員自發組成了隊伍，對搶奪財閥資產的暴民展開抓捕。
令人玩味的是，這些警員要麼是有家人朋友在財閥企業謀生，要麼家中產業與財閥關聯。
所以說，錢是個好東西，能讓人奮不顧身。
也是壞東西，不知不覺就會讓人迷失心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