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使我想到了漢武帝。隻把漢武帝自己寫的遠光元年問賢詔和元封5年求賢詔簡單對比一下，就能看出他們的共通之處了：
遠光元年問賢詔：“朕聞昔在唐、虞，畫像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徠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穀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嗚乎，何施而臻此與！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水，未知所濟。猗與偉與！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業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遠德，此子大夫之所睹聞也，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鹹以書對，著之於篇，朕親覽焉。”
元封5年求賢詔：“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裡，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tuo）弛之士，亦在禦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意思是：“大概有異乎尋常的事業，一定要依靠不同一般的人才能完成。因此，有的千裡馬飛速奔馳而卻能日行千裡，有些有本事的人背著世俗譏議的包袱，卻能建立功名。難於駕馭的馬，放縱不羈的人才，隻不過在於人們如何駕馭、如何使用他們罷了。命令州郡長官考察並向上推薦當地官民中具有超等傑出的才能、可以作為將相以及能出使極遠國家的人。”
對比曹操的令和漢武帝的詔，充盈著求賢若渴的精神，千載以下，讀之令人蕩氣回腸，看到這樣的君主，誰不願意傾心效力呢？以後中國的君主還有這樣的氣魄嗎？少之又少！
之所以說這麼多，是因為，真正做到“不拘一格”實在是難上加難。姑且不說那是在古代，也姑且不說在實際操作中，因為利益關係相互大臣之間有很多的掣肘，即使在當今，即使是你我身處其外，與當事人毫無厲害關係，當我們看到一個有才能但是有種種叫人惡心的陋習的人才的時候，我們也會有意無意地不用——由此更能看出漢武帝和曹操的偉大。
曹操的手下偏偏是五花八門，有賈詡來自張秀）、有辛仳來自袁紹）、有陳登來自呂布）等等，數不勝數。甚至還能包容狂人禰衡。有人說曹操把禰衡送給劉表是借刀殺人，我不太認可，因為那是以結果論的，回過頭來說，即使曹操把他殺了又該如何？
您是君主，能容忍一個部下在釣魚台的國宴上當著外賓徐徐站起來，玩個脫衣秀嗎？這種不拘一格的求賢，給曹操帶來了大量的乾部，不少充實到了基層，使曹魏的工作效率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是，隨之而來的問題是：良莠不齊。有的是徒有虛名，有的隻有文才，沒有經論事務的才能；有的品質有問題，有傷風化的曹操一般能允許，但是不少是不忠心，或者貪汙受賄等等）逐漸的，曹操也發現了這一問題，因此，他在《論吏士行能令》中，提出了“治平尚德行，有事尚功能”的人才方針，用人政策也開始向德才並舉轉化。
作為名動四海的全國精神文明楷模之孫、現為組織部門負責人的陳群，在選人的時候自然而然的會最看重人的人品，這真也無可厚非。
幾乎沒有人質疑這句話：得民心者得天下。我也不否認這句話的價值，但是我想說的是另外一句很相似的話：得人才者得天下。
《三國誌荀彧傳》中荀彧就曾對曹操說過：“古之成敗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強；苟非其人，雖強易弱，劉、項之存亡，足以觀矣。”
考察古代之所以成功失敗的原因：確實有人才，那麼即使開始是弱小的，那麼終究也能變強；如果沒有才能，即使開始強大，以後也會變得弱小，劉邦和項羽就是很好的例子。
很少有人明目張膽地否認人才對於一個國家、一個政權的重要性。但是，古往今來，卻隻有偉大的、以創立功業為己任的君主能夠善於發現人才、重用人才，並且把來自五湖四海的人才變成自己的忠實仆人，成為狹隘意義上的“私人”——對自己忠心耿耿；而平庸的君主隻知道任用私人——表麵意義上自己的舊交，不知道廣泛地選擇人才，使大量的人才與世沉浮，默默無聞，出現的不少實際問題而沒有良策予以解決，更有甚者朝廷之上文恬武嬉，國家終於逐漸衰落，乃至滅亡。強盛的國家國國相似，滅亡的國家各個不同。嘿……可是，即使是有為的君主在選拔人才的時候也是有不同的方法。曹操是一個“陽光”的人，在我看來，起碼比劉備陽光，看曹操那篇作於210年的著名的《讓縣自明本誌令》，直抒胸臆，光明磊落，字字真摯；而好像還從未看到劉備自己寫的什麼類似日記或者回憶錄什麼的，隻看到他總哭？）
曹操他在使用人才上，很多時候感覺他全憑直覺和印象。比如《魏書》上說曹操：“知人善察，難眩以偽，拔於禁、樂進於行陳之間，取張遼、徐晃於亡虜之內，皆佐命立功，列為名將；其餘拔出細微，登為牧守者，不可勝數。”
當政二十多年中，用人“決於胸臆”﹑“各引其類”的情況大量存在，由於這種選拔人才的偶然性，也會造成一些失誤，比如，對於禁，曹操晚年就很痛惜；還有根據《三國誌，陳群傳》記載：建安三年公元198年）當時有人向曹操引薦樂安人王模、下邳人周逵，曹操均召而用之。陳群向曹操力言不可，主要是以為王模、周逵二人德穢行劣，最終必然壞事，曹操不聽。結果王周二人果然貪鄙犯事受誅，曹操方信陳群之言，並向陳群承認錯失。
從這件事情上看，當時投入曹門的也是泥沙俱下，魚目混雜。而陳群作為組織部門的主管，一直認為應該把人才的品行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這在當時有著及其重要的意義：試想在動蕩年月裡，更是需要人的忠貞，板蕩識忠臣嘛）既要忠誠於首腦，更要愛護百姓，如果才高八鬥，卻時有反心，用這種人那玩笑不是開大了？
魏國作為國家建立以後，再靠大臣們的相互舉薦的話，就肯定會產生“朋黨”“門生”的大臣集團，從而危害皇權；而在當時世風日下，利用鄉閭評議，還是擺脫不了當朝大臣的影響和左右，甚至有可能操縱選舉；並且各處鄉黨評價標準也不統一、考核質量也參差不齊、工作的主動性也各不相同。
因此，有必要在政府部門設立公正的統一標準的選人評價機構，推動選拔工作的開展，因此，這個機構的生命和靈魂就是——中正。陳群當時肯定也沒有想到以後這個名稱會變得並不符實）陳群提出這個建議的契機是在黃初元年。當時，曹丕剛剛繼位。
小人曹丕說他小人，一點都不冤枉他，漢朝以孝道治天下，漢朝的君主名號前麵都是有一個“孝”字的，而繼承漢朝衣缽的曹丕卻對他老媽很不好，以至於老媽把他罵為“狗不啃”的人；“孝”尊老）和“悌”愛弟兄）是相互聯係的，再看看他對他的兄弟們是啥樣？
看到老爸死了，自己坐上了夢寐已久的位置，竟然高興地情不自禁，摟著辛毗的脖子，對老頭笑嘻嘻的說：看，我真成功啦！忽忽！！叫所有的人都瞠目結舌。）
小人親昵的一定也是小人，小人得誌，就露出了小人之心，曹丕身邊的小人們爭先恐後地建議曹丕您一定要任用自己身邊的人，彆人一個不用！這時候，司馬懿的弟弟司馬孚也是東宮的人）說了句公道話：你剛剛繼位，應該任用海內英賢，怎麼能借此機會光我們相互薦引呢？怎麼樣把鄉閭評議與朝廷選拔有機的結合起來？堅持德才兼備，不計門第呢？陳群沒有象司馬孚那樣直言相諫，而是拿出了一套辦法，那就是後來人們稱作九品中正製或者九品官人製的製度：各州設大中正，各郡設中正，中正本身一般為九品中的二品即上品。
郡中正初由各郡長官推選，晉時改由州中正薦舉，中正由司徒府任命。中正根據文化人的家世﹑道德、才能作出高下的品定，稱為“品”。品共分為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但大類卻隻有上品和下品兩種說法。一品無人能得，形同虛設，故二品實為最高品。三品西晉初尚可算高品(上品)，以後降為卑品(下品)。
其中對道德和才能作出的評語，叫“狀”，直接影響到被評人的前途和命運。重要人物中正親自評議，一般人物由中正的下屬評議。
中正評議結果上交司徒府複核批準，然後送吏部作為選官的直接根據：將被評人的所獲品級與即將授予的官職品級對應，高的做官起點也高，反之，也低。
中正評議人物三年一調整，三年內表現好的，隨時升品，官職也隨之晉升，反之，黜降。同時，中正的評價一錘定音，不允許更改，具有很高的權威。
雖然九品中正製規範了選拔人才工作，但是，身為累世大官之後的陳群，他在德才以外又加上家世，不能說他是公正無私的。當時士族與庶族之間等級森嚴，輿服有彆，彼此不通婚、不共坐，作為士族之後的陳群，一定對於那些個曹操選拔出來的庶族們古怪的行為，不懂規矩的做法早有意見了吧？
過去曾經的既得利益者總會對失去的特權和利益耿耿於懷，充滿失落吧。因此，製定這一製度本身就包含著壓製庶族的味道吧。也許，在他的心中，各個階層按部就班，各行其道，天下就穩定和諧了吧？
不過話說回來，存在即合理，任何製度和政策，都是根據當時的那個時代背景，進行編碼的，起碼適應當時的社會生產關係和生產力，雖然我們作為後世者，抨擊詬病九品中正製度，殘酷的現實確實，它確實曆史潮流的抉擇，它選擇了曆史，曆史也選擇了它。
在當時的生產力以及生產關係下，我們所謂的隋唐三省六部製度，以及明朝的內閣製度，再到如今的人民民主製度，雖然優秀，但是卻不符合那個時代，也注定被曆史所拋棄，曆史的選擇是，選擇了一個我們認為問題巨大，但是適合那個時代的產物。
君不見王莽嗎，王莽改革的許多製度，放到當今社會，也有先進性，但是卻不符合那個時代的潮流和發展現實，所以王莽被曆史所拋棄，曆史選擇了光武帝劉秀，進行修正。
而太宗宣武帝袁熙麵臨的問題，也是如此，有些事不是人力可為，它需要時間的，所以太宗宣武帝袁熙，能做的就是把九品中正製優化到極致，就像光武帝劉秀一樣，將原有製度進行高度優化，而不失徹底推翻。
而太宗宣武帝袁熙的努力，道也沒有白費，到了大晉王朝建國兩百年後，也就是公元400多年，憲宗道武帝袁純，中興大晉並繼承了太宗宣武帝袁熙的意誌，一手創建了三省六部製度的雛形，比原先曆史早了兩百年。
看到了吧，曆史總是在遵循漸進式地，呈螺旋式發展的，袁家的大晉王朝，用了兩百年的時間才從被太宗宣武帝袁熙，高度優化的九品中正製度中，演化出三省六部製度。
所以有些製度和政策是需要時間的，需要適應那個時代，適應當時的生產關係，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也。
而且太宗宣武帝袁熙，為了進一步優化九品中正製度，采納了老師張紘的臨終之策，也就是遷都，用遷都來降低世家大族對大晉王朝的掣肘，這就是為何隋煬帝為何屢屢巡行，遷都洛陽的原因了，隋煬帝和太宗宣武帝袁熙一樣，他是為了拜托關隴集團的限製，不過操之過急，被聯合絞殺了。
而太宗宣武帝袁熙，之所以成功了，是因為他和太宗皇帝李世民一樣。天下百分之六七十都是自己發下來的，天下誰敢動其虎須。
在太宗宣武帝袁熙赫赫威名，以及軟硬兼施下，才勉強將九品中正製度高度優化，也殊為不易，不過功不必在己，有些事也不是一代人就能完成的事，從太宗宣武帝袁熙，到憲宗道武帝袁純這兩百年時間裡。
經過袁家曆代皇帝的共同努力，才完成了這一偉大製度的變革，真是艱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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