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錢穆所講的立國規模與精神，既反映了一個國家的人民所共享的民族精神與文化氣質，同時也可視作國家的宏觀戰略和基本國策。因此立國規模本身即是製度結構和文化氣質的統一。錢穆把中國曆史上的立國規模與精神主要分為兩類：順勢進取和逆勢退嬰。而中國的立國規模同中國的地形地勢又有極為緊密的聯係。
總體而言，中國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低，西北為內陸地區，氣候寒冷乾旱；東南為季風地區，氣候溫暖濕潤。在經濟層麵來說，東南物產豐饒，經濟繁榮，而西北物資匱乏，經濟發展滯後。因此，就自然之勢而言，中國的人力物力資源會自然地從西北向東南傾斜，“一切風氣土物，亦削於西北而積於東南”。
實際上，有此種中國地理現實所引致的“自然之勢”於中國各地均有不利影響。與西北地區的不利之處前文已經詳細說明。扼要而言，西北的貧瘠閉塞不利於現代中國的國家統一和國家安全，使中國始終麵臨分裂和解體的危險。
然而，這樣的局麵於東南地區而言同樣是有害的，人力物力資源在東南的高度集中，會導致“東南常有沉澱壅滯之患”。在費正清、孔飛力等曆史學者的研究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明清帝國中葉，中國東南地區在經濟高度繁榮的同時所產生的一係列社會隱患：
人口過度增長突破了當地農業生產能力所能承載的數量，由此江浙地區產生了大量無地流民，貧富差距日益懸殊，社會矛盾激化。而錢穆所看重的是，過度的富庶和安逸對一個民族之精神氣質的侵蝕和消磨，尤其是當中國的首都地處“六朝金粉”的金陵或臨安時，中國自然不複有漢唐時期磅礴恢弘的精神氣質。
錢穆藉此將中國的曆史分為兩個階段：秦漢隋唐為一個曆史時期，宋元明清為第二個曆史時期。西漢、隋和唐將國都置於長安；北宋以汴京為都，南宋偏安臨安，元明清三朝定都北京。錢穆認為，曆史上凡是定都長安的王朝都展現出一種逆勢進取的國家精神。
就自然條件而論，長安實非定都之首選，關中地區的經濟不足以供養國都，因此需要利用漕運從中國東部地區輸送糧食物資，勞費極大，同時秦漢以來中國的文化中心在中原，洛陽和汴京都是中國人才薈萃的淵藪。而長安則需要將東部的精英一並輸送至長安。
然而錢穆認為，就各個王朝之立國規模來看，西漢和盛唐是中國曆史上最為恢弘磅礴的朝代，整個國家的內在精神充滿了昂揚堅韌和積極進取的大國氣質。相比之下，東漢則更顯局促和守成，而北宋則疲軟不堪，無力對抗北方遊牧民族而國家淪陷。
錢穆認為，整個中國即是一個政治身體，“國家形勢，譬之人身，倘以中國為一大人，西漢則頭腦在關中，洛陽其胸部”。因此，西漢隋唐政治身體的頭部直接麵對苦寒貧瘠的自然條件和北方外敵的軍事威脅，“頭腦豁露在外，時時有清新寒冷的刺激”，因此整個國家始終處在一種動態的危機感之中，由此激發了一個民族的積極進取的事功精神和一種奮鬥競存的尚武精神。
此外，中國是一個農業文明國家，而傳統農業文明的特征即是安土重遷，封閉自足。錢穆認為，首都的選擇應當從整個文明的精神氣質上考量，彌合調劑中國文化氣質的弊病和缺陷，西安一城一地的資源和人力絕不足以供給一個首都的規模需求，因此必須要建立和維持強大的國家動員能力和財政汲取能力，把全國尤其是東南地區的人力物力補充到首都來，籍此來保障中國的國家機器在此種逆勢的動進中常葆活力。所以在錢穆看來西漢隋唐的政治首腦“常帶一種複雜的動進性於不自知覺之中。而此種複雜的動進性，實與農業文化之安定純一相得益彰”。
錢穆將上述國家首都與民族精神的內在關聯擴展到對世界文明史的考察之中。錢穆認為，西歐文明的中心始於希臘，繼之以羅馬，近代以後經西、葡、荷、法而到英國，然後再次轉向大陸，又德國到蘇聯。總體而言，文明中心的曆史演變遵循了“由平趨高，由暖趨涼，由小地麵到曠大處”的規律。
錢穆認為，西歐文明中心的地理變遷規律使得歐洲民族得以不斷保持一種“精力彌滿，不斷有奮進邁上之概”。麥金德等地緣政治學家將這一西方文明迭代繼起的演變過程，大體總結為陸權最終對海權所具有的戰略優勢，而錢穆則以地形高低作為文明中心變遷的內在機理。
相比之下，中國文明的曆史轉動趨向卻剛好相反，“從黃河流域，以長安、洛陽為中心的漸漸移到長江，再由江浙移趨閩越，真是由大地麵移向小地麵”，因此中國曆史發展的整體規模是順勢向下的，缺乏一種逆勢進取的文化精神。
事實上，中國不同區域之間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偏枯”現象正是這一文明弊病的表象，而一個國家同時存在兩個形態相互對立的區域往往是大亂將至的前兆。因此，錢穆認為，中國曆史文化的新生一定要在自身文明的內部去尋找，那麼中央政府就應該領導全國的知識分子和經濟力量，回向中國廣大的高寒內陸地區。
如果把視野拉回到錢穆所生活經曆的曆史世界之中，我們就更能體會錢穆從國家民族精神層麵推崇西安為新中國國都的用心了。一方麵，從南京國民黨政府成立的十年時間，都城一直位於南京。在錢穆看來，此時的國民黨政府的政治決策和機構已然處在以四大家族為首的官僚資本的侵蝕和感染之下。
如果未來的中國想要擺脫官僚資本以及這種資本力量所內含的奢榮萎靡的精神氣質，就應該將政治中心同經濟中心相分離，“若據經濟情形，則政治首都不必與經濟中心重規疊矩……若求以艱苦卓絕建新國，若求超拔於官僚資本貪汙惡濁空氣之氛圍，則毋寧以政治首都遠離商業城市”。
另一方麵，中國尚處在外敵淩虐，山河破碎的危亡和刺激之下，但錢穆認為，中國文明的未來恰恰就需要在這種極端的刺激之中促使這個古老文明迸發出強大的精神力量，而這種新精力，將是“中國民族新生命之複始”。
在西安這樣的自然人文環境下，中國的新一代政治精英，從政治家，軍人到思想家都應該在此接受洗禮，體悟中國民族精神中堅毅強韌篤厚偉大的一麵，常保此種救國於危亡之中的生命力，成為實現新中國文明複興的“活的長城”。
▍兼具海陸的大陸農國：文明比較視野下的中國道路選擇
“夫新中國之建設，將為內陸開發乎？抑為海洋飛躍乎……此誠國家百年大計，所當先決，國策則精神有所凝注，而新首都之選擇將不煩言而定。”錢穆在《論首都》的結尾敏銳地指出，首都問題的背後實際上是戰後新中國的海陸文明道路選擇的問題。
從表麵上看，錢穆的主張是典型的“陸地中國”觀念。錢穆對陸地的推重，一方麵具有國防因素的支撐，即前文所述對北部軍事威脅的積極防禦，同時錢穆亦有對中華民族之精神重塑的考量。但我們不難發現，錢穆並沒有把新中國單純定位於一個陸上或海上國家，而是提出“大陸農國”這一概念，凝練地表達了他對未來中國文明道路選擇的設想和期望。
錢穆在其1943年發表的《農業與國防芻議》一文的開篇，就旗幟鮮明地提出“中國一大陸農國也”。由於此文發表於抗戰時期，往往被認為是一篇針對國防建設問題的應時之作。其實早在194年的《戰後新首都問題》中，錢穆就把“大陸農國”這一概念提升到文化價值層麵來討論，“中國傳統文化，亦是一個最標準最理想的大陸農國的文化”。到了40年代末和0年代初，錢穆在其《中國文化史導論》與《文化學大義》當中，以中西文明比較的視角係統闡明了“大陸農國”理念背後的文明意義和價值關切。
首先，錢穆認為，“大陸農國”是對中國地理環境和曆史情形的總體性概括，“遍國中皆農村，遍國人皆農民”，中國自古即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中國的國民之大部分也由農民組成，因此從曆史事實和國家現狀來看，中國都是一個依托於大陸的農業國家。
按照主流的政治經濟觀點，相比於現代工商業文明，農業文明是一個封閉和落後的文明形態，直到晚近，在中國諸多文學曆史作品中農耕文明特質往往仍被視為當今中國國民性問題的根源和病症所在。而錢穆早在1943年的《戰後新首都問題》中明確提出：“中國已往是農國，中國人之將來依然仍是農國。隻不過要成為一個新大陸的新農國而已。”
如果要想理解錢穆對農國的推崇，我們一定要將其放置於民國學術和思想的語境之中來考察。一戰之後，中國的知識分子親眼見識到了歐洲戰爭的殘酷和無情，並轉而考察和反思西方國家科技和物質文明的弊病根源之所在。
19年，章士釗在《甲寅》雜誌發表《農國辨》一文，其中的“農國”概念，正是基於對工商業資本主義之根本弊病的認識而提出的。章士釗是如此定義農國的：“取義在均，使有餘不足之差，不甚相遠，而不攫國外之利益……謂之農國”，而與之相對應的工國的定義則是，“因之資產集中，貧富懸殊，國內有勞資兩階級相對如寇仇者，謂之工國”。
因此在章士釗這裡，農國已經不是意在農業，而是借助農業文明和農業精神中的某些特質和經驗，來彌補現代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和弊病。
錢穆的農國思想，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章士釗等民國學人的問題意識和思路，並且更進一步，從深層次的中西文明比較的維度來闡述農業文明之優劣。在《中國文化史導論》和《文化學大義》中，錢穆把世界諸文明的起源劃分為三種，並分彆對應不同的地理環境。
“世界人類文化在源頭上，有三大類型：一、遊牧文化。二、農耕文化。三、商業文化”，“大抵遊牧發展於草原高寒地帶，耕稼則多在溫帶平原河流灌溉之區，商業則繁盛於海濱及近海各島嶼”。而錢穆又進一步指出，這三種類型其實隻需分為兩類：農業文化，遊牧與商業文化。
錢穆比較分析了內含於這兩種文明深層的不同精神氣質和價值理念。遊牧與商業文化具有諸多根本性的共同特質。首先，這兩種文化都需要向外依存，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需要不斷流動，而商業民族同樣在利潤的追逐下不斷遷徙。
這種不斷流徙的生存空間，賦予此種文化鮮明的敵我意識，因而具有內部的團結和外部的侵略性。這種侵略性和生存競爭，進一步賦予遊牧商業文化的個體以高度發達的工具理性，即“富工具感”，同時也由此生成了這一文化發達的經濟理性。因此這種文化在後來往往在尋求富強的能力上更勝一籌。
我們不難看出，錢穆所說的遊牧與商業文化正是他對西方文明源頭的類型學剖析。緊接著，錢穆實際上通過分析該種文化的弊端，來分析現代西方文明的根本病症。首先，這種文化由於不足以自存，所以要不斷向外擴張征服，然而空間是有限的，一旦到達擴張和征服的頂點，就必然麵臨著衰落和死亡；其次過度發達的工具理性和工具觀具有一種“反噬”功能，當人類不斷征服自然，不斷將外物作為自身的工具之時，“乃自陷於工具之依存。故先則人為主而器為奴，繼則器為主則人為奴”，現代的機械生產和科技同時也在異化著作為主體的人類。
錢穆對中西文明的類型學劃分的深層含義是什麼呢？不難想到，身居“草原高寒地帶”的蘇聯和位於“海濱及近海各島嶼”的英美，正是當時世界上陸地強國和海上強國的典型代表，在錢穆看來，基於海陸二分的這兩種文明在本質上都是西方文明衍生出的兩個分支，既共享著同樣的文明優勢，自然也都具有同樣不可調和的根本弊病。錢穆在其多篇文章中提到這一觀點，即從文明傳統而言，英美等自由民主國家與**的蘇聯都源自一個共同的西方文明傳統，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既不能走向西方意義上的海權，也不應走向蘇聯意義上的陸權，而是要走出自己的文明道路。
因此中華農業文明不是對現代資本主義文明的補充和調和，而是一種從源頭上就與之完全不同的文明類型。在錢穆看來，由於農業文明的自給自足，農業民族往往輕工具，不尚征服，社會組織散漫但人倫觀念極重，輕財而質樸，安足而純一。
這些特點恰恰站在了遊牧與商業文明的對立麵。值得注意的是在農業文明的天人關係上，農業民族強調天人交&nbp;合，在一片固定的土地上固守耕作，生於斯，老於斯，因而對中國人來說土地具有一種強烈的情感價值意義，繼而在人與社會關係層麵上，中國文化把人生和社會視作渾然的一體，個體的“小我”與大自然亦為渾然的整體。
錢穆認為，農業文明使人安足，不相爭奪的精神特質能夠帶給人類真正的良善的生活，因此農業文化才是“人生理想之最先步驟”。同時，農業文明亦具有一定的缺陷，如不擅於富強之道，往往易於被他人侵略而不能自保。因此，農國需要“大陸”這一地理特征作為其保障。
“（農業文明）其小型者，易受外界征服文化之侵淩而不克抵禦……如中國則為大陸農國……故其文化繼續綿延，且有新生。亦由團結力強，不易為外圍侵略所征服。”
錢穆在此同樣借助了文明比較的視野，他指出，古代其他的農業國家，如巴比倫和埃及都是小型農國，因此“其內部發展易達到飽和點，其外麵又不易捍禦強暴，因此古代小型農國文化生命皆不幸而夭折”。
而中國作為古代唯一的大陸農國，“自始即在一大環境展開”，不僅有利於大一統國家形態的構建，而且抵擋異族入侵的能力更強，因此得以文化綿延數千年。
然而晚清以降，中國文明所麵對的不再是傳統的遊牧文明，而是以泰西諸國為主體的西方新型工商業文明，其特征“乃為有新科學、新工業之裝備”，傳統中國文明的大陸農國特征已經不足以應對西方諸國在政治經濟和文化諸領域的全方位挑戰。
錢穆認為，中國文明的未來在於返本開新，將大陸農國與新工業相配合，用新式的機械科技發展農業，同時將國家戰略的重心放置在內陸，實現文明轉型。這樣的文明不僅可以實現自身的安足，並且“領導當前之世界和平者，亦必此等國家是賴”。
最後要指出的是，錢穆絕非不重視海洋，實際上，在錢穆“大陸農國”的地理規劃中，海洋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錢穆繼續訴之於曆史規律的總結，他指出，自古以來中國“傳統人文基點精華”之所在，構成了一個半環形，正是“大陸與海洋交割的邊緣”。
從春秋戰國的齊魯之地，到明清的江浙，中國的文化中心以及民族新生命力的煥發，都發端於這一“中國弧”之上。
晚清以降這一弧形已然擴充到中國的東北和西南。194年前後錢穆輾轉川滇等地，先後任教於西南聯大、雲南大學等高校，這段人生經曆使得他對雲南地區的風土人情和曆史地理印象頗深。1947年錢穆在《昆明日報》發表《中國文化之新生與雲南》一文，從地理要素來詮釋中國文化的曆史特征以及中國文化新生之大勢。
錢穆認為，中國文化“不斷有新地域之新人文參加活動，常使之有新生氣與新力量”，這一點是中國文化得以曆經數千年而富有生機與活力的重要因素。事實上廣闊的文化疆域和規模對文明存續而言至關重要，“欲求一國文化之常榮不謝，則先求其疆域之恢宏，為一統之大國”，隻有如此方能不斷有新地域和新人文代興，維持一個文明體得以長盛不衰。
而在錢穆的時代，西南地區尤其是雲南正是這樣一個新地域，他明確提出：“今論中國文化新生機之所托命，一曰東北，一曰西南。”從氣候和地緣政治角度來看，雲南氣候溫暖宜人，交通條件則為“國家之奧區，臟腑腹地”，較之直麵北方勁敵的東北更優。
從曆史條件來看，雲南在中國以往文化地位中不占重要位置，但如今國內外交通發展，在抗戰時期國民黨政府遷都西南，雲南地區亦得到區域開發之助力，有此機運之功與人事之助，今後雲南人文“在不久的將來，寧有不為中國文化之新生機、新動力之主要一脈者？”
同時錢穆認為，這一半環形的地理空間，尤其是新近的東北和西南沿海將預示著中國的新生。
隻是這一象征著中國文化之生命力與精華的半環並不能代表全部之中國，錢穆提請我們注意，在這個弧形的對麵有另外一個弧形，即“以新疆為中點，東北至蒙古，西南至西藏的一半環”。
錢穆先生對今後中國政治地理的終極規劃，可總結為四線之間的溝通和衡平：其中第三線為長江平原，此地應成為“新中國之胸腹營衛地帶，文藝、美術、科學、工業應在此一帶發皇。此一地象征著中國民族之活潑文良清新智巧”；最南一線的珠江平原，“代表著近代中國之新興精神，與大海相吞吐，與世界相呼吸，工商製造，往來貿遷，這裡象征著新中國之動蕩”，新中國應當將珠江地區塑造成為一個海洋文明的經濟和文化區域。
這兩大橫線區域的背後，是“泱茫曠蕩的大陸。這一個大陸，正為中國人的命脈和生根”。而西安正是這個大陸的正中心，亦可以被視作“半環地帶”的圓心，因此西安天然能夠統合各個蘊含著不同發展前景和精神氣質的諸地域，得以儘顯人文建國的平衡凝結。
因此新中國的第二線是西安—北平線，構成中國的政治中心線，這一線要彰顯出一種逆勢進取和堅毅篤厚的漢唐精神，培養新一代的國家精英，填補一百年來中部區域的塌陷，同時充分利用國家資源調配和動員能力，將人力物力逆向輸送至第一線：蒙古—新疆—西藏的內陸環線。
從載於《尚書》的盤庚遷殷到晚清康有為、章太炎等名家的遷都策論，定都及圍繞該問題的政治思考儘管尚未得到學界的充分關注，但卻始終浮現於中國政治和思想文化演進的脈絡之中。錢穆的首都論承繼了傳統對都城乃至中國曆史政治地理的思考與理論總結，力圖在古今中西之間創設出一種新的文明想象。
錢穆於1946年所希冀的中國遠景，是一個依憑自身數千年文明傳統和立國精神、充分吸收海陸文明之優長並卓然屹立於世界的大陸農國文明共同體。因而，錢穆在他的論著中多次使用了“大地”的意象，在他看來，中國這片“大地”蘊藏著中華民族的“法權和正義”。
中國文明在起源上即具有獨特性，中國文化產生在高寒苦瘠的遼闊大地之上，艱苦的生活條件塑造了中國人的進取精神，而遼闊的土地使得中華文明具有強大的展拓性。錢穆尤其指出，生長於大地上的文明能夠不斷接受新的刺激和發展，在新的環境中“湊集還歸”。
對當時的中國而言，以西安和洛陽為中心的漢唐故地已經沒落千年，正可被視作一片新辟的疆土，在錢穆看來，定都西安正是要將中國的政治中心放置於一個全新的環境，以煥發出新的生命和活力，“從小地麵複歸到大地麵”。
超大規模性和農業文明傳統不僅意味著當前中國國家戰略的地域差異化和治理複雜性，同時也為中國文明的自我超越提供了潛在可能性。獨特的文明傳統和“海陸樞紐”的地理空間特征讓中國並不必然走上，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而是能夠“反求諸己”，在自身的曆史和文化脈絡中兼收並蓄，走向“民族之再生”，乃至“世界曆史的中國時刻”。（www.101nov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