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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記》由多人撰寫，采自多種古籍遺說，內容極為龐雜，編排也比較零亂，後人采用歸類的方法進行研究。東漢經學家鄭玄將49篇分為通論、製度、祭祀、喪服、吉事等8類。近代梁啟超則分為5類（1）通論禮儀和學術，有《禮運》《經解》《樂記》《學記》《大學》《中庸》《儒行》《坊記》《表記》《緇衣》等篇；（2）解釋《儀禮》的，有《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喪服四製》等篇；（3）記錄孔子言行或者孔門弟子及時人雜事，有《孔子閒居》《孔子燕居》《檀弓》《曾子問》等；（4）記錄古代製度的禮節，並加以考辨，有《王製》《曲禮》《玉藻》《名堂位》《月令》《禮器》《郊特牲》《祭統》《祭法》《大傳》《喪大記》《喪服大記》《奔喪》《問喪》《文王世子》《內則》《少儀》等篇；（5）《曲禮》《少儀》《儒行》等篇的格言、名句。
漢代把孔子定的典籍稱為“經”，弟子對“經”的解說稱為“傳”或“記”，《禮記》因此得名，也就是對禮的解釋。到西漢前，《禮記》共有131篇。相傳，戴德選編其中的85篇，稱為《大戴禮記》；戴聖選編其中的49篇，稱為《小戴禮記》。東漢後期，大戴的版本基本不流行了，以小戴專稱的《禮記》而且和《周禮》《儀禮》合稱“三禮”，鄭玄又為《禮記》做注，於是地位上升為經。書中還有廣泛論說禮意、闡釋製度、宣揚儒家思想的內容。
宋代理學家朱熹選中《大學》《中庸》《論語》和《孟子》，把它們合稱為“四書”，用來作為儒學的基礎讀物，《詩》《書》《禮》《易》《春秋》為“五經”。《周禮》《儀禮》《禮記》合稱“三禮”。《周禮》又稱為《周官》，是講官製和政治製度的一本經典。《儀禮》是記述有關冠、婚、喪、祭、鄉、射、朝、聘等禮儀製度。《禮記》則是一部秦漢以前儒家有關各種禮儀製度的論著選集，其中既有禮儀製度的記述，又有關於禮的理論及其倫理道德、學術思想的論述。
《禮記》不僅是一部描寫規章製度的書，也是一部關於仁義道德的教科書。其中最有名的篇章，有《大學》《中庸》《禮運》等。《禮運》首段是孔子和子遊的對話，又稱為《禮運·大同》篇，大同二字常用作理想境界的代名詞。
《禮記》又名《小戴禮記》，東漢鄭玄的《六藝論》，晉代陳邵的《周禮論敘》和《隋書·經籍誌》都認為是西漢禮學家戴聖編定的，這個問題也是存在爭議的。西漢時期立於學官的五經是《易》《書》《詩》《禮》《春秋》。所謂的《禮》，指的是《士禮》，也就是《儀禮》。
先秦的禮學家們傳習《儀禮》的同時，都附帶傳習一些參考資料，這種資料叫做“記”，作為輔助資料，它們共同的特點是（1）都是用當時通行的隸書來抄寫的；（2）附《儀禮》而傳習，沒有獨立成書；（3）因為是附帶傳習的資料，往往隨個人興趣而有所刪益，即使是一個較好的選輯本，它的篇數、編次也沒有絕對的固定性。
西漢的禮學純屬今文學派，儘管禮學家們彼此的學術觀點也存在著差異，但他們都排斥古文經記，而且當時的一些古文經記都藏在皇家秘府，一般人也見不到。西漢末期，掌管校理古文經籍的劉歆，建議把《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都屬於古文學派的典籍）列為官學，結果遭到學官博士們的一致反對，劉歆斥責他們“抱殘守缺”。
由此可以看出，西漢禮學家們各自選輯的記，不會也不可能收進他們所排斥的而當時尚未流行於世的古文經記。可是，到了東漢中期傳留至今的《禮記》中，就有了古文學派的文字。比如“記”，就是對經文的解釋、說明和補充。這種記，累世相傳原是有很多的，也不是一人一時的作品。到了西漢時期，禮學家傳抄的記就不多了。
東漢史學家班固在他的《漢書》中說《記》有131篇。《奔喪》《投壺》就是《逸禮》中的兩篇，現在被收錄在《禮記》之中。而西漢禮學家戴聖屬於今文學派，他是不可能收錄古文學派的篇章的。因此，不能說今天所見的這部《禮記》完全是由西漢禮學家戴聖編定的。
西漢平帝時期，王莽當政，把《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立於學官，此後大力推行古文經學20多年。東漢王朝建立後，所立經學都是今文經學，《禮》的方麵，立的是大戴、小戴兩家，把王莽時期所立的各種古文經學再次排斥在官學之外。雖然是這樣，由於古文經學已經大興於世，今文古文兩個學派日趨混同。
東漢時期的大多數今文學派的禮學家，為了適應皇朝的禮製需要，不再甘心“抱殘守缺”地傳習《士禮》，而致力於並蓄兼收。因此，西漢經學家們選編傳抄下來的各種選輯本，經過東漢經學家之手，自然不免摻入一些已經流行於世的古文經記。
那麼，又該如何區彆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