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儘管說。”
朱元璋倒是一點都不在意。
要是在稅收這方麵上沒有什麼問題，那才是最大的問題。
“隨著時間的流轉，興許有人從窮變富，有人從富變窮。
可是征稅上的冊子是長期不變的，咱大明十年都沒有變過了，很難徹底貫徹陛下貧富分等級交稅的原則。”
朱元璋抓牌的手為之一頓，是這個道理。
可若是每年都要統計一次，豈不是一項耗費巨大的工程。
但不去如實統計，反倒會搞得有些人放棄田地直接逃走，當了流民。
“此事倒是應該好好議一議。”
朱元璋把牌放進自己的牌堆裡，短時間沒有想出一個詳細的解決辦法。
王布犁默默整理著自己的牌麵，兩稅法的製度也不是不好，隻不過容易造成大量的土地兼並的事情。
到時候貧民手裡沒有田地，淪為流民或者佃戶，沒法給朝廷交稅。
而富豪們又有許多避稅的手段，大明更收不到什麼稅了。
但是要用什麼來代替兩稅法，王布犁一丁點思路都沒有。
最終還得是在執行人身上。
明清的兩稅法很成熟，隻不過財政持續收入低迷。
張居正“一條鞭法”改革的核心，是在搞清每家每戶土地數量的基礎上，將國家的各種賦役合並攤入田畝中，計畝征銀。
這樣的製度，執行者仍是大明大大小小的官吏。
可在當時掌握土地的，大多就是這些官吏或者受他們庇護的人。
這些人利用製度內或製度外的特權，逃避賦稅，轉嫁負擔，想方設法破壞土地賬冊的真實性與完整性。
因此，運行財政製度的大小官吏，也是逃避賦稅的主要力量。
或者乾脆說，大明的正式田賦不能應收儘收。
正是因為他們的行為怠惰，不願意及時更新信息。
張居正在短期內運用嚴刑峻法，犧牲他們的利益或者強製這些官吏行動起來，確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賦稅狀況，但這樣的財政製度並不具備長期良性運轉的條件。
再加上明代製度下，非正式財政體係已積重難返，大明以農業經濟中的田賦為主體使得正式收入數量始終有限，最終讓財政問題得不到根本的解決。
張居正改革很不容易，缺少法理和組織基礎；沒法通過頂層的設計來獲得推進的力量；隻能在大明既有的製度安排和利益格局內進行存量的調整。
人亡政息，絲毫都不意外。
王布犁對於財政方麵也不是很了解，就是當韭菜的份，故而也沒言語。
總之稅地的優點在於負擔公平，繳納多少田賦跟土地麵積直接掛鉤，合法性也強。
缺點是丈量技術複雜、賬冊管理困難。
誰都願意自己少交稅，沒有人願意割自己的肉。
就算是朱元璋也不肯讓利。
朱元璋打出一張牌問道：“有人說國家獲取鹽利視為橫征暴斂，朕不覺得鹽價高啊！”
食鹽作為一種商品，有其特殊性。
一是消費彈性低，每個人消費食鹽的數量幾乎相同。
不會因為富裕而多吃鹽，也不會因為窮就不吃鹽，隻要還能買得起，哪怕漲價也不會降低太多消費量。
二是管理成本低，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鹽場，也不是所有的鹽都能食用，因此隻要控製住鹽場就能有效地征收管理。
王布犁也沒覺得老朱的在鹽利上獲取多少，目前而言還是適合大明的。
畢竟往邊關運糧也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
“回陛下，如今貧民也能吃得起鹽，價格算不得高。”
胡惟庸微微回了一句，表示讚同。
朱標也是點頭，如今大明的鹽價可是比元朝要低了許多。
而且因為他爹的開中法，不少人都有獲得食鹽的渠道，隻要你肯往邊關運糧食。
最重要的是朱元璋發現有些商人為了減少因為長途運輸糧食消耗巨大，已經開始在邊地雇傭勞動力開墾田地，就地入倉換取鹽引，便於更多地獲利。
“布犁，你說咱這開中法有什麼漏洞？”
“特權。”王布犁打出一張牌看也沒看朱元璋。
“什麼意思？”朱標倒是率先發問。
“自古以來鹽利就是千年帝國的救命錢。”王布犁依舊是舉例：“漢代桑弘羊在鹽業方麵，主要通過國家專營製來獲取壟斷利潤。
但鹽業專營帶來的是鹽業效率上的嚴重損失，比如食鹽的品質差、鹽價高，嚴重影響百姓的生活；
同時，參與鹽業專營的大小官吏卻獲取了巨額財富，而國家獲利其實並不多。
在南北朝直至隋唐初期，國家長時間實行食鹽的民間經營，不對其征稅或者征稅不多。
在安史之亂後，財政極度緊張，有時甚至連皇室都吃不上飯。
於是大臣第五琦在唐至德三年恢複了桑弘羊實行的鹽業專營製度，隻不過將生產的環節從桑弘羊的官製改為民製。
第五琦的鹽法，存在著與桑弘羊時期同樣的缺陷。
於是劉晏在唐代宗寶應元年整頓鹽法，將國家專營製改為許可製，實行民製、官收、商運、商銷，取消了官運和官銷兩個環節。
鹽業的生產環節由有灶籍的鹽戶私人完成，但在運輸和零售方麵引進私商的力量，政府隻壟斷收購和批發兩個環節。
這種做法類似於大明的土地出租，官府壟斷土地的收儲官收和拍賣批發環節，而將食鹽交由商人進行。
劉晏的做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百姓食鹽供應改善，國家鹽利驟增，從年收入40萬貫增加到600萬貫。
在兩稅法改革之前，唐代財政收入鹽利占了一半，宮廷耗費、軍事支出以及百官俸祿都嚴重依賴鹽利收入。”
王布犁說這麼多，胡惟庸倒是明白過來了。
其實大明的鹽利根本就沒有獲得什麼暴利收入。
以至於目前大明稅收大頭已經是田稅。
同樣他也在暗示，鹽官是非常容易搞錢的。
沒有把錢放到國家的國庫裡反倒是放到了自己家裡。
兩淮之地的鹽官，那是富得流油。
如今大明初期實行的“開中法”就是一種許可製，類似於宋代的入中製，要求商人運糧食或者軍隊需用的馬匹、鐵、茶等到指定地點一般是邊關，交換鹽引，再憑借鹽引去批發食鹽，然後去零售。
待到萬曆萬曆年間，鹽引積壓嚴重，鹽商沒有積極性。
於是朝廷將鹽業製度改成綱鹽製，要求鹽商從分散經營改為結成“商綱”，規定隻有在冊的商綱才可以購買鹽引並從事食鹽的批發零售，而且準許這樣的壟斷資格可以世襲。
清朝延續此法，造就了揚州鹽商。
乾隆時期揚州鹽商一年能獲利一千五百萬兩銀子，上繳的鹽利就足有六百萬兩。
揚州不僅靠近食鹽的重要產地兩淮鹽場，而且因臨近長江、淮河和漕運通道京杭大運河，交通極為便利。
天底下哪有多少人能經得住誘惑，不把銀子往自家府庫裡搬運的？
朱元璋又想起大明後期連鹽稅都收不上來。
如此暴利的買賣，竟然沒有稅可收。
這錢都被誰給拿走了？
所以有關鹽茶之類的事情，一直都在朱元璋腦子裡蹦躂。
閒聊天嘛。
王布犁覺得是，但他發現老朱雖然在打牌，可腦瓜子一直都在想事情。
而且想到哪裡說哪裡，至今都沒有胡上一把牌。
反倒不斷的往外放炮。
倒是沒有人不敢碰。
“鹽利雖然多，但多是用在邊境上，以至於朝廷的錢財依舊不夠用。”朱元璋歎了口氣：
“布犁，你在縣衙為衙役們搞了那麼多補貼，其實也是在怪朕設計的官員俸祿過低吧。”
江寧縣衙役的收入都比一般高級衙門的吏員收入要高上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