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朝中先是禦史中丞李定、禦史舒亶、何正臣等上書言蘇軾謗訕朝政，禦史台檢會送到所謂的“罪證”《錢塘集》後，朝廷方下詔知諫院張璪及李定著手辦理此案。
朝堂上方下詔，令禦史台選牒朝臣一員乘驛追攝，罷免湖州知州，一家老小驅離官齋。
右諫議大夫權禦史中丞李定上書的大意為：
湖州知州蘇軾，“初無學術，濫得時名。偶中異科，遂叨儒館”。如今聖上新擢進的官員，大多與蘇軾不合，所以說蘇軾自度自己終不為朝廷所用，攜怨懷怒，大加詆毀，還把這些個情緒形成了文字，使得世人共知。有的是燕幅之譏，有的是寶梁之比，訕上罵下，實為法所不宥。
在李定的眼裡，蘇軾共有四項當誅的罪過。一是蘇軾當初發布一些奇談怪論時，聖上並沒有追查是想讓其改過，但他屢教不改、我行我素。二是陛下已經給足了蘇軾改過的機會，但是，那些大逆不道的傲悖之言，已經傳播中外，造成的影響無法挽回。三是蘇軾所作的文章，雖然談不上有什麼道理，但是煽動性極強，足以鼓動流俗。此人不服陛下的教化，不遵循朝廷的法度，可謂是言偽而辯，行偽而堅。四是蘇軾熟讀史傳，難道不知道事君有禮，訕上者誅。陛下修明政事，他卻因為一己之私，公然詆毀。
文末，李定很憤怒地總結道，如今正值新法推行，肇新百度，天下為之大變革之時，尚有蘇軾之流虛名浮論，足以撼動眾人，實在是該殺。
太子中允集賢校理權監察禦史裡行舒亶上書說：
蘇軾的《謝上表》裡，多有譏諷時事之言。流俗翕然，爭相傳頌；忠義之士，無不憤惋。自陛下新美法度以來，持有異論之人，自然不少。然而最多不過是作文發泄一番，或者隻是陽奉陰違，坐觀其變而已，至於像包藏禍心，怨望其上，訕上罵下，不具備人臣之節操者，到蘇軾這裡，沒有人能望其項背了。
比如，陛下發青苗錢惠民，他就說“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郡吏，他就說“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陛下興修水利，他就說“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嚴謹監禁，他就說“豈是聞韻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
舒亶還說，蘇軾這些胡言亂語，無一不是以譏謗為主，小則鏤板，大則刻石，傳播中外，自以為能。曆數曆朝曆代，君主們難免會有失徳之行，違道之政，而那些逆節不軌之臣，難道就可以為了證實其短而動搖人心嗎？
希望陛下能體先王之義，動用治世之重典，將蘇軾從重發落，以戒天下之為人臣子者。
太子中允權監察禦史裡行何正臣上書說：
蘇軾的《湖州謝上表》裡有“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何正臣正是抓住了《湖州謝上表》中的那段話，從中大做文章，並給蘇軾扣上了一個罪名：“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宣傳中外，孰不歎驚。”
何正臣繼續說蘇軾的壞話，他說，蘇軾的人品有問題，哪裡有個天災他就說是新法鬨的，哪裡出現了饑荒他也說是新法鬨的。而且還寫詩文來攻擊改革的新法，他的詩文在社會上的影響力很大，他本人卻還沾沾自喜。
麵對禦史台的李定、何正臣和舒亶等人的無端指控，蘇軾究竟是怎麼得罪他們了，非要把蘇軾置於死地。
關於這個問題，若是從禦史台的那幫人的身份來分析，就可以很容易理解了。
自從王安石不再主持變法的事務，李定、何正臣和舒亶等人就成為了變法的主要負責人，也是宋神宗推進新法的堅定支持者。而蘇軾卻是一個保守派人士，他站在了反對推行新法的一邊，禦史台擔心保守一派再次卷土重來，從而威脅到自己在朝廷中的地位。
蘇軾在當時的名聲很大，朝廷中每次頒布一條新法，他都會召集一夥人，在背後對這條新法指指點點。因此，李定、何正臣等人之所以要拿蘇軾開刀，還可以起到殺一儆百的效果。
然而，宋神宗可不是容易衝動的皇帝，他的腦子始終保持著清醒。在位十六年期間，他懷著一腔熱血和政治抱負，將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一件事情上麵，那就是“實現富國強兵，擺脫北宋王朝積貧積弱的局麵”。
帶著這個目的，宋神宗重用了王安石，讓他具體負責實施變法。儘管此時的王安石已經不在朝堂，但宋神宗依然堅持把改革之路進行到底。
宋神宗認為，要想變法成功，就必須要在一個穩定的政治環境中進行，重點是要維持政局的平衡。
所以，宋神宗一邊積極推行變法，一邊努力調解朝廷的政局平衡。意思就是說，若是改革一派太囂張了，就偏向一點保守一派；若是保守一派的反對聲太大，就多多支持一下改革一派。
彆看禦史台的李定、何正臣這些人在明麵上蹦得很熱鬨，但他們隻是國家改革舞台前台的人物，而真正在幕後操縱的人物則是宋神宗。（www.101nov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