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常洛麵前,馬堂開始他的表演。
“譬如臨清鈔關,奴婢試舉一例。若有大商從江南運了價值萬兩的緞絹到了臨清,按例該課稅三百兩。但是報關時,可謊報類目、謊報數目。鈔關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便隻收三十兩。那大商則可另備百兩,上下打點。”
“殿下明鑒!臨清鈔關每年往來貨船絡繹不絕,然每年關銀隻八萬兩左右。陛下派奴婢們出去,就是見不得這些門道。憑什麼該收的稅銀,十中隻能得一?”
“再如開礦。礦禁雖嚴,可其利豐厚。地方大族,往往私采,打點地方,更無課稅。礦禁也不可輕開,隻因礦盜哨聚,易於招亂。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地方上不少人私采之餘,卻從不繳礦稅,陛下如何能容忍?這才派了奴婢們出去,隻允奴婢們開礦……”
朱常洛靜靜地聽著,這些被派出的礦監稅使當麵說出來,這背後的脈絡才更加清晰。
結果也確實佐證了朱常洛的判斷。
大明財政的問題很多,但其中有一點是十分要命的,那就是賦稅的定額製度。
明初時,經過幾年的恢複,田賦收入達到了三千多萬石,朱元璋對此十分滿意,隨後宣布北方各省新墾田地永不加科。
到了後麵,更是把每年的田賦定額到了兩千七百萬石。
從此,大明有了非常穩定的田賦收入。不論田地規模怎麼變化,不論有沒有天災,不論勞力如何增長、耕作水平有沒有提高,大明的田賦收入一直在兩千七百萬石左右。
與之一同貫徹到現在、成為祖訓的,就是其他課稅也大抵如此。
但大明是停步不前的嗎?
表麵上的數據是這樣的,大明的人口和田土規模始終穩定,大明的收入當然也就很穩定。
朱常洛現在已經很清楚礦監稅使被群起而攻之的原因:日益增長的財政支出規模與極為穩定的財政收入之間的矛盾。
張居正的新政還沒觸及深水區,人就沒了。
三大征開打,兩宮三殿沒了,朱翊鈞需要搞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