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充一時間沒有說話，他想到了在這個時代的學術環境，穿越之後他才明白，隋朝這時候還是沒有科舉製度的，做官完全是要靠拚爹，襲承了三國以來的九品中正製度，由地方上的名門望族推薦州縣裡的長史，司馬，縣尉之類的官員，而州刺史則是由朝廷派員擔任，如此一來，由中央委派的官和代表著地方利益的吏就初步形成了分離。
象李密這樣的高級世家子弟，成年之後(文帝時期二十歲男子成丁，行冠禮往往會被選拔入宮擔任宿衛，替皇家站崗放哨，比如唐國公李淵，級彆比李靖稍稍高一點，身為國公，就進了專門負責皇宮守衛的左翊衛，擔任了八品的宿衛官，站了十年崗之後，被外放到下州直接當了四品的刺史。
至於蒲山郡公李密，應該也是年滿二十以後就要走這條路，在他正式走上仕官之路前，雲遊天下，結交名士，是當下不少世家子弟的流行做法。
但有些漢人世家的子弟，不象這些關隴軍事貴族那樣，自幼讓子弟習武射獵，或者是象李密這樣體質羸弱，無法騎射，所以除了入宮站崗外，他們還有另一條上升通道，就是進太學和國子監。
自從漢武帝接受了大儒董仲舒的建議，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後，也相應地設立了太學和國子監，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最早的太學設博士五人，博士弟子五十人，以講五經明義為主，一直到了西漢末的王莽時，太學的規模前所未有地擴大，博士弟子高達一萬多人，這些博士弟子還可以在地方官職出現空缺時入選補官，可見此時的太學已經不僅僅是個學術機構了，而成為職業官僚的預備隊。
東漢一代，太學得到了進一步的擴大。漢光武帝劉秀在洛陽城外新建了太學，曆經幾任皇帝，數十萬民伕的不斷擴建，漢末時的太學規模擴展到了二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餘室，所招收的太學生數目達到三萬餘人。
和後世的大學生們一樣，太學生由年輕人構成，懷有著對社會不公，政治黑暗的天生憤慨和理想主義。東漢時期的太學生也多次聚集議論時政，甚至上街遊行，在漢末的黨錮之禍裡起了重要作用，也正因此，太學一度被東漢皇帝廢棄。
到了三國時期，戰亂不休，洛陽殘破不堪，直到曹丕代漢後，才恢複了太學，當時隻有博士十九人。一直到魏明帝曹睿時才恢複到了千餘人的規模。依漢製實行五經策試，考試通過後可以擔任一些低級文官職務，如掌固，太子舍人，郎中等。
西晉建立後，承繼了魏以來的九品中正製，在太學製度上也相應地作了重大改變，分設國子學與太學，五品以上官員的子弟入國子學，通過考試者可以直接候補任官。而太學則成為普通士子們的求學場所，畢業後不包分配，如此一來，等於斷了普通士人們學而優則仕的路子。導致幾年後，太學僅存博士而無生員。
五胡亂華乃至南北朝時期，南方的東晉和南朝繼承了晉朝的製度，繼續國子學與太學分離，國子學成為官二代青訓營，出來後直接進入體製內。
而北方的胡人統治者們則為了寵絡漢人的世家大族。也設了太學，郡國學等，國學隻限於漢人公卿大臣的子弟就讀並做官，郡國學則讓地方豪強和次等世族的子弟們能在州郡為吏，以便繼續維護其家族的地位。
這就形成了北朝所特殊的“潑墨漢家子，走馬鮮卑兒”的政治格局，胡人負責當兵打仗，漢人世家與地主的子弟們擔任文官，而種地納稅的任務則交給普通的漢人農民。
隋朝建立以來，也效仿北朝的製度，在大興設有國子學，太學，四門小學，進國子學需要三品以上官員的子弟，五品以上的官員子弟進太學，四門小學則麵向七品官員的子弟，根據其父親的官職，畢業安排七品到九品不等的官職。
而其他低等官員及庶人子弟則還可以進律學，書學，和算學，分彆學習律法，文字和算術這三門專業技能，隻是不象前麵的那三個官家子弟學校一樣包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