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韓墨細細講開。
“蘇州府一年核定的稅賦為二百八十萬石，而整個大明，一年稅賦也僅有三千萬石。”
“蘇州所占之比，幾近天下十分之一。”
“然而，蘇州的耕田麵積，卻僅有天下的百分之一點一。”
“長期以來，蘇州承擔的稅賦，比天下平均之數，高出近九倍。”
“若是與某些稅賦較輕的地區相輕，相差更是十數倍。”
朱允熞沉默不語。
雖然知道蘇州稅賦較重，但也沒有想到重到了這種程度。
但朝廷定稅賦，一定有其用意，反複衡量了利弊，才做出決定。
老朱也不是任性胡來的人。
這種事情，在沒有深入了解之情，最好不要輕易表態。
故而，他也就靜靜聽著。
“本朝稅製，凡官田每畝收稅五升三合五勺，農田減少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沒官田一鬥二升。”
（注：沒官田是指因為犯罪查抄等原因充公的官田）
“蘇州在元朝時，即有三分之一的田地是元朝朝廷的官田，後來反逆張士誠起兵造反，占了蘇州，便將元朝的官田儘皆沒收，一些曾依附元朝的官僚貴族，富賈豪商，亦受到懲罰，被抄沒家產，沒收田地。”
“如此一來，反逆張士誠治下，蘇州的官田得以擴充，幾達到近半。”
“及至本朝滅張士誠，再將其官田收歸官有，又將曾效力於他的豪商地主家產田地沒收，蘇州田地便已有七、八成為官有。”
“而這其中，幾乎又全部是稅賦最重的沒官田。”
“依稅製，蘇州焉有稅賦不重之理”
朱允熞恍然大悟。
蘇州稅賦最重，實際上是一個整體上的概念。
若是尋常老百姓所有的農田，那稅賦仍然和彆的地方是一樣的，並沒有區彆對待，給予重稅。
問題在於，經過元朝，張士誠，大明等一輪一輪的變動之後，蘇州絕大部分田地，都變成了稅賦最重的沒官田。
蘇州的整體稅賦，也就變得高得離譜了。
“有人認為，大多數百姓並沒有多少田地，無非是租種富戶大地主的田地，給他們交租，和給朝廷交稅，又能有多少區彆呢”
“這樣說也不無道理。”
“可蘇州的情況與彆處不同。”
“外地無田的百姓，租種普通的官田，一畝向朝廷交五升三合五勺的稅。”
“而蘇州大部分都是沒官田。一畝要交一鬥二升的稅，比外地重太多。”
“最苦的，反而是窮苦百姓。”
朱允熞聽到這裡，不由得張了張嘴，也不知道該說什麼了。
大明有嚴格的戶籍製度，百姓是不能隨意去外地的。
可他們必須要生存，要租種田地。
租不到稅賦較輕的官田，就隻能租稅賦更重的沒官田，負擔可想而知。
朝廷打擊豪強地主，最後卻變成了由無地的百姓來承擔成本。
這個結果，委實讓人有點哭笑不得。
但縱觀曆史，自古至今，大多數政策，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興，百姓苦。
亡，百姓苦。
打擊豪強，抑製兼並。
曆朝曆代都在做。
畢竟，任何一個統治者都知道，百姓沒飯吃，走投無路，是要造反的。
但收效嘛。
土地兼並這個難題，並沒有一個朝代控製住了。
“田稅一重，百姓們隻能另謀生計。”
劉翰墨笑道：“蘇州自古便是商貿中心，田地所產不足，便用商貿補之。”
“無田的貧苦農戶，也可進入豪商大戶做工，以補生計。”
“如此一來，蘇州城不僅不會蕭條，反而格外繁榮。”
朱允熞再度愣了一下。
這倒是一個意外的作用。
這算不算另類的“圈地運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