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樣不能不低頭，通過宮海濱求寧衛民讚助他的電影。
敢情繼《瞧這一家子》和《夕照街》兩部電影上映大獲成功之後，陳氏父子就有心走專業喜劇演員的路線。
陳老爺子想的比較簡單。
他除了認為老百姓太苦了，要給老百姓帶來歡樂之外，看重的就是喜劇比較安全。
他過去演反派吃過的虧大了，既不願重蹈覆轍，更不願自己兒子以身涉險。
陳培斯就比較有抱負了。
他主要是受到日本最長係列電影《寅次郎的故事》觸動。
才決定以“二子”為主人公，也拍一個長係列的京城市井喜劇電影。
希望能塑造出一個活在人們身邊的小人物，一直在靠著本能的善良和質樸的天性，尋找著自己不確定的命運。
隻不過願望雖然是美好的，但“東方卓彆林”這條路實在不好走。
麵對許多難以解決的客觀問題，這父子倆自己籌備的第一部《父與子》就難產了。
要知道，此時共和國的電影仍是完全的計劃經濟體製。
想要拍攝一部電影，必須由電影廠接受國家任務，或提出計劃。
經由國家批準，才能組織編劇、導演、攝製組，進行生產。
影片完成後，還要接受電影局審查。
最後再由政府管轄的發行放映公司收購，才能在全國的影院裡發行放映。
演員和導演都不能想拍什麼就拍什麼，得廠裡讓拍什麼才能拍什麼。
另外意識形態上，喜劇片也不受待見。
以片種而論，哪怕是具有教育意義的“喜劇片”，地位也遠低於“藝術片”。
說白了，如同公務員一樣存在的電影從業人員，從上到下，隻關心藝術成就和能否拿獎。
根本沒人在乎人民群眾是否喜聞樂見，沒人在乎喜劇片低成本，高票房的經濟利益。
甚至八十年初期，一些導演拍的藝術片是刻意去遠離群眾生活的，他們反倒以票房高為恥。
所以在拍攝之初，這“求名分”的一關就先把父子倆給難住了。
哪怕有《夕照街》的良好反響和熱度在前，全沒用。
這樣一來，他們就不得不低聲下氣四處求人，千方百計的找門路，給自己的電影弄“準生證”。關鍵是上趕著不是買賣啊，求人哪兒是那麼好求的？
這個過程注定會受到歧視，甚至是飽含屈辱的。
像去年，陳培斯曾特地坐火車帶著他們自己做的劇本遠赴“西影廠”。
卻沒想到，那個因支持藝術片為“第五代導演”們集體感念的西影廠廠長，甚至都懶得出來見他。
隻派一個副廠長很隨便的翻了翻劇本，就明確的做了回絕。
“這類電影我們不做。”
再往後，陳培斯無一例外都撞上了這樣敷衍的軟釘子。
於是回去之後疲憊不堪的跟陳老爺子一商量，隻能迫於無奈，采取“先上車後補票”的辦法。
那就是去外麵想辦法拉來投資，靠自己的力量先拍攝電影再說。
這爺兒倆把美好希望寄予在了未來的運氣上，認為或許拍完了電影，“名額”問題就解決了呢？
沒準那些電影廠也是怕給了“名額”，他們再提出資金和演員的要求，這才借口推脫的。
可誰能想到啊，等好不容易拉來了投資吧，劇組也憑著四處求人攢起來了。
但電影剛要開拍，卻飛來橫禍，他們居然被人舉報到了電影局那裡。
上麵馬上勒令停止，不許他們再拍了。
這一下陳氏父子可是著了大急了，最後都把陳老爺子逼著跑到電影局領導辦公室裡拍桌子的地步。
虧得陳老爺子人緣好，許多老同誌都看不過去了，有求情的，有過問的。
電影局才勉強讓“中影公司”收了這“沒娘的孩子”。
也就造就了我國有史以來唯一沒有廠標的電影。
可即使如此，也高興不起來啊。
因為除了電影局給予了“下不為例”的警告。
關鍵是這麼折騰了一個溜夠，停演了個把月，人都散了。
道具、設備還得重找，經濟損失實在不小啊。
真要想再組織起班子把電影拍完，資金又不夠了，這可怎麼辦呢？
沒轍，還得接著四方化緣啊，起碼得再弄個十七八萬塊才行。
結果化來化去，就找到宮海濱頭上了。
誰讓這小子原先在京影廠乾過呢，如今又在皮爾卡頓公司負責管理和中芭合辦的模特培訓學校，不大不小算個頭目。
宮海濱還真沒袖手旁觀，可他在出錢之前，又給陳培斯額外支了一招。
“我不是不幫忙，可能力有限，要讚助，也就萬八千的到頭了。這對你是杯水車薪，解決不了多少問題。你還得求彆人去。乾脆我給你介紹個財主得了。他要答應幫忙，你這事就妥了。”
陳培斯哪兒還有選擇？當然說好啊，就問宮海濱財主是誰。
宮海濱說了，“當初《夕照街》借你們衣服的事兒還記著嗎？那就是皮爾卡頓公司的運營部副經理寧衛民給解決的。人家如今混壯了，都混成皮爾卡頓公司的股東了，每年分紅都幾十萬。論級彆人家是我上級的上級，公司人稱‘三老板’。除了董事長和總經理就是他了，他要拔根汗毛，比咱倆腰都粗。我跟他有點交情，可以試著幫你介紹一下。”
就這麼著，宮海濱又當了一回中人，把陳培斯帶到了寧衛民的麵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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