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袖是一位全方位的大戰略家，幾乎在每一次曆史的重大考驗關口，他都能作出超乎尋常的戰略決策。
他曾經說過‘坐在指揮台上，如果什麼也看不見，就不能叫領導。
坐在指揮台上，隻看見地平線上已經出現的大量的普遍的東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領導。
隻有當還沒有出現大量的明顯的東西的時候，當桅杆頂剛剛露出的時候，就能看出這是要發展成為大量的普遍的東西，並能掌握住它，這才叫領導。’
戰略思維是每一位領導乾部，尤其是高級領導乾部必須具有的政治敏感性和思維能力。
‘朝鮮戰爭，中國為什麼必須出兵參戰？’
因為，新中國剛成立，國際形勢極其複雜，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不久，從戰爭中磨礪出來的世界級領袖和將帥比比皆是，具有戰爭欲望、戰爭實力、戰爭經驗的列強正虎視眈眈。
‘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這是多麼高明的戰略破局！
在法治上，‘張子善、劉青山等七位貪官必須殺！’這是領袖對待貪官的戰略性法治思維。
麵對美國的核威脅和核訛詐，領袖和中央果斷地作出了發展原子彈、氫彈、導彈等核武器的戰略決策，以及‘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的戰略決心。
正是這些關鍵性的戰略決策才奠定和保障了我們現在排名世界第三軍事力量的大國地位。
領袖不僅在事業上是一位大戰略家，在生活中他同樣是一位戰略家。
就像他所說的，中國缺我一碗紅燒肉嗎？缺我好房子住嗎？缺我好衣服穿嗎？
他的一生都是以無與倫比的強大意誌和自律，始終嚴格約束自己、家人和身邊的人，時時處處以人民公仆自居，賬目清晰，不占國家和人民一分錢便宜。
因為他想到的是自己帶頭，避免成千上萬的黨員乾部染上公權私用，尤其是驕奢淫逸的生活作風。
因為驕奢淫逸是廉政廉潔的天敵。
文格是已經被曆史證明的重大曆史錯誤。
但是，領袖為什麼要在晚年發動這樣一場導致中華民族十年災難的錯誤運動呢？
我想，他一定是看到或預見到了比這場災難更加危險或危機的事情了！
新中國成立後，黨的公信力、政府的公信力、軍隊的公信力、各個社會團體和機構的公信力，都是曆史上空前絕後的最高時期。
公信力的最大作用和意義就是全國上下團結一心，國家意誌和民眾意誌高度統一，軍人充滿必勝的信念、頑強的鬥誌和旺盛的士氣，社會團體和機構到處在踐行著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認識和言論行動。
二十三位兩彈一星的功勳，有二十一位有著海外留學背景，其中九位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回國，十二位在新中國成立後回國。
新中國如同初升的朝陽，召喚著富有家國情懷的海外赤子，強大的國家公信力對於眾多海外學子具有強烈的吸引力。
從1948年到1957年，海外學子歸國形成了熱潮，僅從美國就回來了1000多人，各國歸來的海外學子總數達到了3000多人，錢學森、鄧稼先、朱光亞、華羅庚、彭恒武等都是那個時期歸國專家的代表。
貪腐會極大程度危害黨和國家的公信力！公信力的下滑會造成社會性的道德滑坡，道德滑坡則會導致係統性的社會信用缺失，社會信用缺失則會造成一係列的社會問題和社會亂象。
人如果活明白了、活通透了，就會徹底頓悟，人生其實活得不過就是一個精氣神，所謂的衣食住行不過是人生的基本需要而已。
當基本需要滿足後，活出一個豐富多彩的精氣神才最為需要，而不是一味地在物欲的海洋裡不能自拔到老去的那一刻！
一座護國大陣、九座護市大陣和五座護軍大陣的信仰之力灌注，能夠提升的主要是基礎信仰在及格線以上，或者距離及格線不遠的人，對於信仰水平在二三十分以下的人，信仰之力的作用就顯得微乎其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