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理學被皇帝有意的打壓，眾多衛道之士生氣、發怒，無能狂怒到如喪考妣，耿定向不過是其中的一個代表。在京師百萬計的人口中，真正在意的又有幾人？
自從朱熹寫出“兀然存心乎草木、器用之間，此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成飯也。”之論後，道學就成為了格物學不共戴天的敵人，儘管他的學說在元明兩朝處於官方哲學的地位，朱翊鈞也必然要黜之而後快的。
當然，作為後世的乾部，朱翊鈞對思想領域的工作極端重視。後世中國的道統，一言以蔽之“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經典著作都被寫入憲法，義務教育也輪番灌輸。然而，在思想領域，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仍然倔強生長，個彆時候甚至能占領輿論高地，究其本因，不過是經濟基礎決定而已。
他在南台“尊孔而薄朱”，是深思熟慮之後的決定。儘管帝國從南到北，一隻叫做“資本主義”的幼獸正在他的嗬護下生長，但在它長出獠牙，用狂野的力量撕碎大明農耕經濟和其上層建築之前，對於已經滲入中國人骨頭血脈的“儒教”，即便是皇帝也不敢輕攖其鋒。
但畢竟風還是起了，李贄等人發表的諸多文章不過是大風起於青萍之末，南台會議之後，理學麵對的才是真正的狂風驟雨。
眾多能夠把握住時代脈絡的思想者，麵對著理學搖搖欲墜的現實，都在仰察天地鴻宇，俯瞰國計民生，思考中國千年未有之變局，欲占領新思想的高地。
“理學‘失其鹿’，天下可共逐之”，就是南台會議在本時空中華思想史、文化史和一切曆史中的最大意義。它的召開，是本時空世界史無法繞開的一個時間節點，而在它召開三天前羅馬教廷使團的覲見，更是新文明孕育過程中一個妙到毫巔的巧合。
三個傳教士在接到京師大學聘書時，歡喜的腦袋都是暈的。範禮安反複追問利瑪竇，當日下午跟徐光啟談了什麼。利瑪竇道“我沒有，我沒說什麼。我隻是講了講我曾經受過的教育，徐光啟伯爵還問了問你們兩個的經曆。我可以起誓，我們能夠被聘為教授，與我與徐光啟的交流無關。”
範禮安生於名門，和教宗保祿四世是老鄉，深受教宗關愛。他十九歲時獲得巴度大學法學博士學位，後來又進入聖安德大學，攻讀神學、數學、物理和哲學，屬於羅馬教廷中d的學霸級主教。
羅明堅與之相比不遑多讓，其人在後世被稱為“西方漢學之父”，在意大利求學期間獲得了兩個法學博士學位。更令人叫絕的是，此時的他已經完全掌握了漢語，並可以用文言文寫作，思維更是已經部分中國化。
利瑪竇出生於意大利馬切拉塔，家裡經營利氏藥房，也算當地的名門。中學畢業後，師從並從師數學家克拉烏學習天算，其時範禮安也當過他的老師。利瑪竇所學涉獵廣泛，天文、數學、幾何、地理等無所不包，掌握希臘語、拉丁語、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正在深入的學習漢語。
這三個傳教士並不知道自己在朱翊鈞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反倒因為一路北上所受到的冷遇，在覲見皇帝之前，已經將自己的期望值往下調了好幾次，到最後範禮安告訴自己，隻要皇帝能夠接見自己就是使團的最高成就，再奢望其他的上帝都不會原諒自己的貪婪。
當時失望越多，此時獲得的果實就越甘美。三人組萬萬沒想到，皇帝居然連送大禮包即將派使團訪問教廷；賞賜土地建設教堂，甚至還給了京師大學的教職！
如此恩遇，一下子征服了三個傳教士的心。在他們的傳教事業中，從未得到如此待遇，即使在日本傳教有成的範禮安，在接到教育部送來的聘書之後，也激動的紅了眼眶。
籌建中的京師大學占地八百畝，從早就棄用多年的西廠改建而來，北門正對著靈濟宮。在寸土寸金的京師之中，動遷近百戶，建設比國子監大二十倍的學府，京師大學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可想而知。
占地大了，建築就差點意思。因為水泥、白灰已經大規模量產，京師大學建築物多數用磚石結構，與此際北方已經開始出現的坡頂瓦房類似，隻不過玻璃窗又大又多，室內采光較好。
教室和學生宿舍簡陋，但教授所居還是高端大氣上檔次。尤其是給朱翊鈞專門修建的宮殿，更是美輪美奐。除了這些地方，京師大學還有一座條石所建的鐘樓，由澳門的葡萄牙匠師指導建設，是京師第一幢具有歐洲風格的建築。
當然，此際中國的匠師建設磚石結構的高塔，技術上毫無問題，朱翊鈞指示在京師大學建造大鐘樓，本就是打著“兼容並包”的主意，讓其中師生明白中西文化交流正是皇帝所欲。
三個傳教士壓抑不住激動的心情，在鴻臚寺通事帶著通譯的陪同下，在還在進行收尾工程的京師大學裡轉圈兒。利瑪竇眼睛尖，遠遠就看見了那個尖頂建築，因不敢相信，還揉了揉眼睛。
鴻苞居士屠隆遠遠指著那鐘樓道“這鐘樓是廣東布政司報效，請來的澳門葡萄牙匠師設計建造，你們歐羅巴人看著這樣式應該眼熟吧。”
範禮安手搭在額頭上，結巴道“我我的上帝，這是個鐘樓？”
幾人快步走了一刻鐘，才走到鐘樓下方。離得禁了，越發覺得此樓宏偉。鐘樓占地接近一畝，高度接近三十丈，頂端四麵都有表盤，建築風格正是歐洲開始興起的耶穌會巴洛克風格，雙柱、光滑坡頂，卷渦紋，莊重高貴、典雅大方，頗有震撼人心的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