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名辛忠平發表的支持賭馬的文章被發在《新民日報》頭版，本來已經逐漸沉寂的輿論又被炒得火熱。但報紙是民間輿論，禦史和給事中們沒理由就這個問題給皇帝上奏章——隻能乾生氣。腦瓜笨的在家中長嘯，心眼活絡的就寫出一篇篇駁斥的文章投稿到《京師日報》。
這時候就顯出朱翊鈞在京師設立兩份報紙的先見之明，如果這些反對的聲音發不出來，——報紙沒有了公信力不說，還特彆容易形成信息繭房，造成民間輿論與報紙輿論的兩層皮。
朱翊鈞設計的很完美，張元功哥兒兩個欲哭無淚。英國公歿後，張元功繼承了二等公爵之位，任宮廷大臣，位置在陳矩之上——英國公一府聖眷優隆不減。
當然，這聖眷不是免費的，其弟張元德就成了皇帝掌握輿論的一把刀。因為張元德是《京師日報》的東主，張家也跟著身不由己——張元功這些天被周王見麵就罵這樣的事兒就是代價。
因為兩家報紙輿論定位不同，《京師日報》號稱中立但偏向保守，《新民日報》也號稱不偏不倚但傾向革新，在變法如火如荼，保守派被一批批趕出朝堂的當下，《京師日報》日日遊走在政治不正確的邊緣，張元功和張元德哥兒兩個想死的心都有。
因為皇帝操縱輿論屬於高端機密操作，因此朱翊鈞一般都是與張元功口授要旨，包括侍從室的心腹和內閣重臣在這事兒上麵都不立文字。如果後世曆史學家看這段時間的曆史，肯定會造成一個美麗的誤會，以為大明一直到了萬曆十二年保守勢力還很強——《京師日報》那些文章就是明證。
其實，在皇權至上而且朱翊鈞已經穩固權柄的此時，“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秋蟲敢作聲”才是朝野常態。但如此一來，英國公家就處於一種很奇妙的狀態。
在朝堂之上，眾人避之唯恐不及；等回到家，那些和《京師日報》立場相近的在野人士卻來噓寒問暖——把張元功和張元德兩個搞得快精神分裂了。
但是，車門已經被皇帝焊死，兩個人也下不去車，隻能咬牙苦撐。如今麵對紛至遝來的投稿，張元德帶回家跟哥哥商量——咱是發呀，還是發呀。
此事早就上達天聽，張元功在養心殿已經得了旨意，此時咬牙道“挑那些言辭激烈的——發！這些天我躲著點周王就是了。”
賽馬會的誕生隻是京師與天下發生巨變的一個縮影，因之引發的劇烈爭論也不過是如今這輿論紛爭的一個小小浪花。京師百姓們能夠把這些內容當做茶餘飯後的談資，但離開京師百裡——這些信息就急劇衰減，僅在士林和上層流傳。至於民間，誰還有閒情去管馬會的賭票能賣上幾元？
萬曆十二年，大明遭遇了變法之後的第一次生產率提高的危機。幸運的是，十多年的勵精圖治帶來大量豐盈錢糧，加上大明本身巨大的體量以及東北、緬甸兩地的擴張，包括黃淮水利工程帶來的基礎建設投資——帶給大明足夠的冗餘量。
南方的大量移民被有組織的送去了緬甸，而隨著日本、朝鮮、緬甸和果阿市場的全麵開辟，變法的強烈陣痛也隨之降溫。明帝國如同正在羽化的蝴蝶，在經曆著苦痛的蛻變。
周王在家跳腳痛罵張元德的同時，順天府府丞王以修對著麵前的人苦笑道“懋權兄，這下子咱兩個全完蛋了哈——你昏聵啊！”
這位王以修正是當年的鬆江知府，徐家被擺平以後，這家夥沾光連續三年上計，不久就從四品超拔跳過了從三品一階，做了南京的禮部侍郎。
但是，官場是有記憶的——當年就是他那請求朝廷支援的那一本把已經回海南的海青天給起複了，官場中人恨不能用大鼻涕甩他一臉。他在鬆江當一把手的時候沒人能整他，到了南京之後，王以修好運氣就算到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