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四維說出八稅一的時候，心都在滴血——大變法以來，趁著天下工商大興和張四維政治地位上升的東風，以王崇古為首領的晉商集團，大肆進軍工商業，獲得了很大的市場份額。
經過七八年的苦心經營，晉商與傳統的淮商、閩商、徽商、秦商、魯商、蘇商、江右商幫等大商幫一樣,&nbp;新晉為此際天下工商的骨乾力量。
這些大商幫本來自有傳統行業，例如淮商此前以鹽業為主；閩商以海運為主、秦商以茶馬為主、徽商、蘇商以典當和絲綢產銷為主、江右商幫以連鎖酒店業為主等等。
至於晉商，發家吃的是“政策”飯，發展到現在則以金融業和鹽業為主。所謂政策飯，實際上晉商骨子裡帶著的“官商”基因——以“俺答封貢”最為典型，晉商集團通過壟斷漢蒙交易,&nbp;賺取了發家致富的第一桶金。
塞罕壩之會以後,&nbp;朝廷全麵開放了漢蒙貿易，秦商、淮商等大商幫也殺入這塊市場,&nbp;晉商突然從壟斷地位跌落，吃了不少大虧。在王崇古的調度下，他們一方麵鞏固傳統陣地，另一方麵大肆進軍內地工商業，侵奪淮商、徽商地盤，並發展出以票號為基礎的金融業——現在則晉級為銀行業。
需要指出的是，儘管這些大商幫赫赫有名，但與朱翊鈞成立的工商集團相比，則如同螻蟻比之大象。大變法之前，有些商幫例如魯商、閩商和江右商幫，主動依附皇室的工商集團，為之提供原材料和物流服務，規模得到了極大擴增。
大變法之後，此前依附於皇室的這些商幫近水樓台先得月,&nbp;獲得的技術和市場都比晉商、秦商要好得多,&nbp;因此晉商這些年發展並不如俺答封貢時期——晉商善“守財”，卻缺乏冒險基因,&nbp;這也是王崇古等人早就發現並要極力扭轉的。
儘管缺乏冒險基因，但晉商這些年仍然在金融業、采礦業、木材加工運輸業、鹽業等方向取得了極大進展。尤其張四維在政事堂登頂後，晉商團體如同滾雪球一般，急速壯大。
但如今皇帝欲改稅製，張四維則暗暗叫苦。這對任何一個大商幫都是一個壞消息，而晉商尤甚。
明代自洪武以來，征收的工商稅都是極低的。課征辦法雖因課征對象不同而異，但對各類手工業品一直采用從價計征，稅率一般為三十分之一，且免稅範圍極廣，凡嫁娶喪祭之物，自織布帛、農器、食物及既稅之物，車船運自己的物品，以及魚、蔬、雜果非市販者皆可免稅。
但是，對於非商幫成員的工商業者來說，所謂的低稅率其實並不低——跟自耕農的稅賦一樣。條鞭法之前，朝廷征收的所謂“田賦”極低，萬曆初年時全國平均每畝4升。這是什麼概念？按稻田算，大概百分之二；按小麥田算，大概百分之四。與戰國時期的日本按二分之一比例征收相比，簡直低的可憐。
但是這些正稅加上丁賦、均瑤、力差、雜泛——這些其實也算是“正稅”，關鍵是征收環節的低效和層層盤剝，自耕農的畝均稅賦就一下子暴增到了畝產量的三分之一，大概是所謂“田賦正稅”的十倍以上。因此遇到災年，大規模的兼並就不可避免。
商稅也是一樣，隨著朝廷的日漸臃腫低效，財稅不足的各級官府開始大規模設立鈔關收取“船料費”和“車馬稅”；城市則設立“門攤稅”以及各類“雜派”和“攤派”，前麵的算是地方稅，後麵的“雜派”和“攤派”則近乎地方官的勒索了，加上收稅環節的盤剝，與田賦正稅一樣，大明實際上的商稅並不低。
現如今工商業的實際稅率大概是十稅一，已經接近朱翊鈞所擬的“八稅一”的稅率。但是對於晉商等大官商來說，雜派和攤派，是沒有人敢收的。鈔關、門攤稅這些，他們也隻交少量定額。相對於小工商業者，這些大商幫，稅負大概僅在十五稅一左右甚至更低。
因此，對於皇帝提出的稅率，張四維深感肉疼也屬理所當然——這相當於正稅翻倍還多。
而對於朱翊鈞來說，穿越前他是稅收工作者——明代的漏洞百出的稅收政策在他的眼中沒有任何秘密可言。畢竟，這才是他的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