賬房把“私生”改寫成“旁係投資”，試圖用金錢和權勢來掩蓋那肮臟的本質。
年輕的情婦被安置在阿爾諾河對岸的粉色小樓，樓名學舌鳥，實則暗號待宰，就像一隻被關在華麗籠子裡的金絲雀，等待著命運的審判。
每逢主家有宴會，她就得穿上最高級的威尼斯錦緞，懷抱嬰孩，像展示一件會喘氣的抵押品，在眾人麵前強顏歡笑，卻不知背後隱藏著多少陰謀與算計。
然而，真正的抵押品其實是主家自己，他們在這場殘酷的遊戲中，早已失去了自我，成為了欲望的奴隸。
在某一年某某個王國內部的某個地方的冬夜，原配夫人的哥哥——那位在羅馬教廷掛了號的樞機——派人送來一封短箋，上麵隻有一行冷冰冰的字：“若不想在複活節講道時被公開絕罰，就親自處理乾淨。”這短短一行字，如同一把鋒利的匕首，直直地刺進了主家的心臟。
於是，宴會散場後，主人端著溫熱的葡萄酒走上小樓，酒裡浮著幾粒蒼白的杏仁，那杏仁就像隱藏在甜蜜中的毒藥，隨時可能奪走情婦的生命。
情婦喝完，把孩子放進搖籃，理了理鬢發，像是要赴一場遲到的舞會，臉上還帶著一絲虛假的微笑。
藥性發作前，她最後一次望向窗外：阿爾諾河上浮著碎冰，月光把冰塊照成一枚枚未兌現的銀幣，仿佛在訴說著她那未完成的夢想和破碎的人生。第二天，仆人發現她伏在搖籃邊，唇角掛著白沫，像雪，又像未說出口的詛咒，那詛咒仿佛是對這個不公世界的控訴。
再往北，十七世紀的阿姆斯特丹，賬簿換成了股票，金錢的遊戲變得更加複雜和殘酷。東印度公司的董事們用“私生”做杠杆，把私生子包裝成“海外總督候選人”，試圖用權勢和地位來掩蓋他們那見不得人的身世。
船隻出海前，總督府已備好鑲金的嬰兒房，那嬰兒房就像一座金色的牢籠，囚禁著私生子那未知的命運；船隻要是在馬六甲被焚毀，嬰兒房立刻改成骨灰堂，仿佛一切都沒有發生過，那私生子的存在就像一場虛幻的夢。
1636年，某艘返航船帶回的不是香料，而是一封裝在蠟丸裡的密信：總督在爪哇娶了當地公主，私生子成了合法的“混血繼承人”。
這消息如同一顆重磅炸彈，在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所引起了軒然大波，當天股價暴跌，仿佛是市場對這個荒謬結果的嘲笑。
原配夫人沒掉一滴淚，隻把密信投進壁爐，轉身吩咐管家：“去請最好的畫家，給我的長子畫一幅肖像，要站在世界地圖前麵。”地圖上的爪哇島被墨汁塗成一個黑洞，仿佛那裡從來不曾存在過，就像要抹去這段不光彩的曆史。
到了十八世紀的聖彼得堡，連黑洞都不需要了，一切都變得更加直接和殘酷。葉卡捷琳娜時代的宮廷法典乾脆把“私生”定義為“可消耗資產”，將私生子的生命視為可以隨意處置的物品。
情婦們被安排住進涅瓦河畔的“玻璃宮”——外牆全由鏡麵組成，白天反射冬宮的金頂，夜裡反射雪原的極光，唯獨照不出自己的模樣，就像她們在這世間沒有立足之地，沒有屬於自己的身份。
而同樣類似的故事也方式在一個雪夜，鏡麵宮裡傳來斷弦般的尖叫，那聲音劃破了寂靜的夜空，仿佛是命運的哀號。
女官們衝進去，隻看見搖籃翻倒，爐火熄滅，雪片從敞開的窗灌進來，落在地毯上像一床碎骨，仿佛預示著這裡剛剛發生了一場可怕的悲劇。
情婦被吊在水晶吊燈下，腳尖還穿著緞麵舞鞋，鞋尖凝著冰，就像她那冰冷而又絕望的生命。
她的丈夫——彼時正陪同女皇檢閱近衛軍——收到急報後，隻回了六個冰冷的字：“按慣例處理。”這六個字，如同一把冰冷的利劍，斬斷了情婦最後的希望。
慣例就是：把屍體裝進雪橇，拉到芬蘭灣，鑿開冰麵，連人帶搖籃沉進去。
冰層合攏前，有人看見那隻緞麵舞鞋浮上來一次，像一枚不合時宜的浮標，旋即又被暗流拖走，仿佛是情婦那不甘的靈魂在掙紮。
於是，歐洲的家譜越翻越厚，厚到每一頁背麵都滲著一圈淡褐色的漬。
那其實不是墨水，而是提前支付的慘痛代價，是無數私生子用鮮血和生命書寫的悲劇。
每一次“廢嫡立幼”的風聲，都會讓原配、大舅哥、教區神父、賬房先生，甚至遠在戰場的雇傭兵，同時伸手到同一隻錢袋裡，摸出一截絞繩、一杯毒酒，或一把冰鑿，為了維護那所謂的家族秩序和利益，不惜一切代價。
私生子們還沒來得及長大，名字就先被寫進遺囑的附錄，又被狠狠劃掉；再寫進下一任情婦的詩歌，再次被無情劃掉。劃到最後，隻剩下一個冷冰冰的注腳：“倘若存在，即需抹除；倘若抹除，即從未存在。”
這便是他們那可悲又可歎的命運，在曆史的長河中，如同一顆轉瞬即逝的流星，短暫地劃過，卻留不下任何痕跡，隻留下一片無儘的黑暗和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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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洲的紋章學裡，死亡從來不是意外，而是條款。
聯姻合同最後一頁永遠留著一行極細的哥特體小字：“若任何一方擅自撕毀婚姻意向，違約者及其直係情感關聯人須以生命抵償”。那行字被金粉勾邊，看上去像裝飾，實則是斷頭台的倒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