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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是2000年以後的互聯網公司一樣，80年代的生物公司是投資人眼裡的搖錢樹，包裝漂亮的投資公司，會被多家風險投資公司多輪投資，從而得到遠超其所需的溢價資金。，
而這些被投資的生物公司，如加尼卡公司，在拿到了遠超所需的資金以後，也會考慮投資其他的生物公司或者生物技術。
加尼卡所擁有的加尼卡生物技術公司規模不大，但他的人脈不錯，輾轉認識了不少業界大牛，所以常年奔波於各地的生物技術展覽，做種子投資。
在創生初期的生物公司與矽穀時代的互聯網公司是不同的，或者說，80年代的生物技術公司和80年代的it公司差不多，這個時期，技術大牛和技術儲備主要都存在於高校和科研機構，要找新技術，就要到各種生物技術大會去找。
加尼卡不是第一次收購來自國外的生物技術了，但cr的商業價值在他所接觸過的技術中排名三甲。加尼卡估計，如果將cr技術應用於dna探針等技術，其專利期內的商業價值可能高達5000萬美元。
因此，加尼卡很有耐心的與中方領隊周旋，希望能以儘可能低的價格拿到cr的技術至於專利，加尼卡公司的人也在儘快檢索，隻是時間太緊，他們也不知道是否有相關專利注冊。
不過，無論是否有專利，有數位大牛給楊銳背書，加尼卡是不敢去搶注的，搶注了也是沒用，他的小公司還沒有超級藥企不要臉的訴訟資本。
中方領隊與加尼卡可謂是一拍即合，他也覺得自己是在與老美周旋，期望著儘可能的套出加尼卡的底線，從而為接下來的談判奠定基礎。
此時此刻，領隊同誌什麼都不想，一門心思的就是想要搞定此事。
比起做一支學術代表團的領隊工作，獲得數十萬美元的外彙收入，這樣的談判所能帶來的意義顯然更大。
領隊甚至有種感覺我的人生將就此騰飛
雙方你來我往，周旋的很是快樂。甚至在午餐之後，約定了下一次周旋的時間。
楊銳看他們聊的如此愉快，覺得還是不要告訴他們“浪費時間”之類的事情了。
他打了個招呼，隨手拖走幾名學者，到邊上聊天去了。
領隊斜看楊銳一眼，心想算你識趣，等我幫你賣了技術，也會幫你美言兩句的也許
張大勇不願意看領隊一副賺到了的嘴臉，但他也沒有立場反對，於是踱步來到楊銳身邊，開玩笑道“沒想到你學雷鋒學到了美國來，以後回國，可是有的說了。”
楊銳笑笑，道“也不一定就能學到雷鋒。”
“怎麼說”
“先讓他們折騰吧，等我有空了，再和他們聊這個問題。”楊銳如果現在說，cr儀已經注冊了一係列的專利，而且是壁壘似的專利，且專利權在香港華銳公司，領隊要麼瘋掉，要麼得想儘辦法從楊銳身上抹油。
不管是哪條路徑，領隊都不會輕易相信楊銳的。
楊銳覺得，自己沒必要為領隊或者其他人節省時間。
張大勇教授不明所以，笑了兩聲，歎口氣道“要我說，學者應該從技術轉讓方麵獲得一定的利益，不一定是個人利益，至少是實驗室得到直接的回饋吧，這才是一種正確的分配方式，也能促進學術界的資金循環吧。”
楊銳奇怪的看了張大勇教授一眼，道“再過些年，您的想法也許會成為現實。”
再過些年，國內的科研改革，直接就把實驗室的成果交給研究員自己了。這是比歐美國家還有激進的改革方式。
在歐美國家，學者想獲得大筆的利益其實是不容易的，如果是在私人實驗室或者私人公司，那不用說，產出的成果都是屬於公司或者實驗室的。如果是在國家實驗室或者大學，那所有權同樣清晰，就是國家實驗室或者大學的，總而言之，資本主義國家，資本是誰的，產出就是誰的。
21世紀以後的中國科研界，卻是一個另類的存在。這裡大約是最早解決剝削問題的地方了，至少是部分解決。在中國科研界，無論是公立學校還是公立研究所，在國家投資的項目中，項目負責人擁有極大的收益空間，簡而言之，成果是屬於項目負責人的。
換言之，國家掏錢做項目，做不出項目，國家付錢，做出了項目，依舊是國家付錢，但研究者獲利。
這有點像是去賭場玩，賭場方麵送給賭客的泥碼。泥碼不能直接兌換現金，但隻要下一次賭桌，贏回來的錢，就可以兌換成現金了。
這樣的待遇條件，想必也是不長久的，不過，這也是使得21世紀以後，海外人才紛紛歸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