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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動物實驗的30多種化合物，都是楊銳一步步合成出來的。
自然的，有關這些化合物的結局，楊銳也是一清二楚的。
歸根結底，楊銳最終也隻是需要一兩種化合物，至多不超過四種而已，剩下的化合物，都是要淘汰掉的。
如果要加快速度，最好的做法就是讓該淘汰的化合物，早點被淘汰。
活性物質的篩選之所以越來越慢，自然是因為剩下的化合物越來越安全了，那些明顯不安全的化合物，比如具有急性毒性的化合物，已經在初期的幾項測試中被刷出去了。
但在接下來的測試中，那些不安全的化合物終究還是會被淘汰出去的，隻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問題就在於楊銳不想等待那麼長的時間。
有些測試，是要在很久以後才會進行的，有些甚至不是80年代需要，而是90年代才開始需要的。
但作為新藥開發者，考慮到十年以後的情況，簡直太正常不過了，十年以後，新藥說不定還都沒上市呢，就是上市的藥品，也是有可能被撤回的。
比如90年代撤回的一大批藥物，都是通過混合功能氧化酶所代謝的，這本身是沒有問題的，但是，病人吃藥往往不會吃一種藥，而是會多種合用，結果就是這些通過混合功能氧化酶代謝的藥物，極有可能發生交叉反應，而這樣的後果，在動物實驗中要麼不做測試，要麼也是最後的測試。
因為藥物交叉反應並不是動物實驗所需要考慮的重點。
但從一款藥物成功與否的角度來考慮，藥物交叉反應是跑不掉的。
與之相似的還有遺傳毒性問題，代謝產物問題，藥代動力學特征，甚至包括原料是否易於獲得，合成成本是否合理低廉。
這些問題是普通人不去考慮的，但卻是製藥企業必須考慮的。比如10年以後的感冒藥，就一定不會考慮作原料的產品，一些要受到嚴密監控的原料物都有這樣的問題。
想想也能明白，假如買一盒感冒藥還要身份證核查，還限製數量，其銷量可想而知，放在歐美國家，就等於是將非處方藥變成了處方藥，為了數倍的銷量差，製藥企業不能不慎重。
總而言之，製藥企業的一切工作，都是奔著慎重去的。
一款藥物結束動物實驗以後，是否能成為臨床候選化合物，對製藥企業來說，意味著是否要花費2000萬美元到2億美元，以及等待四五年的時間，來進行臨床研究。
這樣的數額和時間，足夠兩個國家進行一場局部低烈度戰爭了，製藥公司又豈能不慎之又慎。
楊銳所需要做的，就是將注定要淘汰的化合物，儘快淘汰，如此，才能將時間和精力集中在少數幾種化合物上，進而做出詳儘的測試和分析。
最終，這些少數幾種化合物如果能夠滿足臨床候選化合物的要求，就算楊銳不能親自推動他們上市，也會有製藥公司積極去做的。
唯一麻煩的地方在於，這樣的淘汰工作，需要楊銳花費更多的時間參與，而非相反。
這自然是要用去一些寶貴的時間。
不過，楊銳也覺得自己需要一次這樣的經曆，去鐵酮是他想做，而非華銳所需要的藥品，但總有一天，華銳實驗室想要發展壯大，還是需要自己做藥品的，到那個時候，楊銳希望自己是一名有製藥經驗的管理者，而非誌大才疏的菜鳥門外漢。
楊銳占據了主實驗室裡的兩個隔間，開始了動物實驗的設計工作。
仍然是魏振學和王曉芸負責動物實驗的部分，楊銳隻做要求，看實驗結果，並不直接參與。
畢竟，動物實驗終究不是陽春白雪，即使采用3r原則，一些實驗仍然令人不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