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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秘書如今已是“化藥振興辦公室”的主任了，想問題的角度也就不同了。
華北藥業的生生死死，宏觀的俯視，並不重要。
國企要死的原因，並不是一家兩家的沒有被照顧到，現如今，國家能夠給國企的政策，基本都已經給了，在往後的一二十年裡，能活下來的國企，泰半是靠銀行貸款續命的。
每年20堪稱瘋狂的通貨膨脹，裡麵有多少是國企吃掉的，很難說得清楚。90年代的下崗潮，與其說是快刀砍亂麻，不如說是拔掉了呼吸機。
胡秘書與華北藥業並沒有利害關係，但他還是很擔心華北藥業等國企的反對。
對國企來說，拆分重組是僅次於破產的大事了，甚至比破產還慘。一旦拆分重組，這家企業也就約等於消失了，同時可能消失或產生麻煩的，還有企業的退休金、醫保報銷等等問題。
80年代可是沒有社會醫療保險的年代，企業工人退休了，就從企業的老乾部局、老乾部處、老乾部科或者老乾部室裡領錢，這些老乾辦每年還會組織一些活動，例如過節的慰問，參加各種老年班，前往外地修養和旅遊等等。總的來說，企業越紅火，老乾辦的待遇就越好，像是東三省的國企，早在七八十年代，就有組織前往三亞旅遊和修養的，黑龍江省海南市也不是一天練成的。
企業好的時候固然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然而，企業糟爛了，工人同樣是要一起倒黴的。旅遊什麼的就不用想了，過年過節的錢也彆想多拿了，甚至被挪用了工資和退休金也變的很自然了。
國企改革的時候，衝在前麵的經常不是年輕工人，年輕工人相對容易找到新工作，對於國企的變化也就不那麼敏感，將要退休和已經退休的工人則是最不樂意的，因為他們的利益受損而沒有補充。
拆分重組或者關停並轉，對於國企工人來說，都是一樣的概念。
一旦麵臨這樣的窘境，工人們退無可退，必然是要鬨一鬨的。
一家工廠鬨事也就罷了，如果是多家工廠聯合鬨事呢
胡秘書可不想剛剛坐上“化藥振興辦公室”的位置，就被人給趕下去。
但是，要是不做改革不做改革，要他這個“化藥振興辦公室”和主任又有何用
胡秘書心中思量著此事，愁的一晚上都沒睡好覺。
第二天，胡秘書的心情依舊難以平複，做秘書與做主任的最大區彆，大約就是拍板時的抉擇了。
一旦決定分拆重組華北藥業等多家工廠，責任也就背在了身上。
責任這個東西，外人想起來輕鬆，自己想起來就沉重了。
旁的不說，普通人想想警察到自己家來，就擔心的不行，以至於不敢作奸犯科。作為官員，做出影響無數家庭生計的決定，卻毫不擔心有沒有人晚上來套自己麻袋，即使冒著警察上門的風險，依舊要收取賄賂，吃拿卡要，這是一種什麼樣的精神
正是這樣的大無畏的傳承，才有無數的官員，做出意義重大的決定。
當機會指向胡池胡秘書的時候，胡池同誌做出了一個決定，這個決定，使他徹底的脫離了秘書的思維，成為了一名標準的官員。
胡池同誌拿起了電話，打給了楊銳。
“楊銳啊，你說的計劃，我還想和你再談一談啊。”胡池拿捏著語氣，說出了推卸責任的潛台詞。
“喂，喂，聽不清啊，你是哪裡”楊銳望著沒有來電顯示的座機，很是無奈。
“你那邊在做什麼。”胡秘書更加無奈，話筒裡全是嗡嗡的聲音，令人發燥。
楊銳大聲喊道“我在開arty啊，有外教和外企的人過來，趁機請其他人來，大家一起熱鬨熱鬨。”
“啥爬梯”
“就是音樂流水席。”楊銳已經不是第一次這樣回答了。
所謂arty，由主人食物和酒水，隨時供客人取用，同時全場放出音樂，可不就是音樂流水席嘛。所不同的，也就是中國人習慣了有固定的席位，西方人喜歡隨意走動罷了。
但換一個角度看，中國的酒席，若是規模大一點，菜過五味酒過三巡，所有人都開始站起來敬酒了，席位也就是個歇腳的地方罷了。
胡秘書卻是出過國，留過洋的，此時才想到arty是什麼，對楊銳的比喻也頗為無語。
當然，更無語的是，我這麼焦慮，你竟然在家裡爽
胡秘書覺得不能如此不公平，於是道“你的音樂流水席開到什麼時間歡不歡迎我也參加”
“當然，您如果願意來的話，再好不過了。arty到晚上11點左右吧，不能太晚了，會被鄰居投訴。”楊銳笑一笑說。
胡秘書問了地方，掛掉電話，再打給樓下，要到了車輛，才施施然的走下了樓。
這麼一個電話之後，胡秘書莫名其妙的感覺到了輕鬆。
楊宅。
“音樂流水席”是一個在80年代，看來很奢侈的行為。
食物和酒水就不用說了，好些人如今還沒達到溫飽狀態呢。就是音樂也不容易。要讓兩進的院子都能聽到音樂聲，至少需要一個大的錄音機楊銳有日本人送的音響，才完美的解決了這個問題，但是，這可不是能在網絡上下載歌曲的時代，想聽歌放歌，還得另買磁帶或cd，沒有一樣是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