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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早以前，楊銳在正式場合就是說中文了。
這也沒什麼特彆的，很多人都是如此，譬如在法國留學過的領導，在麵對法國人的時候，也不會說“笨豬”來打招呼。
而用本國語言最好的一點，是有翻譯來幫忙過濾語言，太有情緒性的語言，經過一層翻譯之後，就會變的理智和謹慎了。
即使有不充分的地方，也可以讓翻譯背鍋不是
領導身邊帶一個翻譯，就像是帶了一道防火牆一樣。
但在瑞典，情況卻是有一些變化。
人家懂的語言多啊
瑞典是傳統的多語言國家，瑞典語是本土語言不用說，人人都要會的。英語作為第二語言，也是讀過書的人都懂的。因為瑞典國小人少，國民受教育程度高，於是法語、意大利語或者西班牙語，也經常成為興趣愛好。
除此以外，芬蘭是從瑞典分裂出去的，芬蘭語依舊留在瑞典。丹麥語和挪威語，則是相似而不同的情況，它們與瑞典語是同一個語係，發音與寫法又不同，也算是不同的語言其實從中國人的角度來看，粵語和閩南語不也是這樣。
在斯德哥爾摩這樣的城市裡，大量使用芬蘭語的居民，不免對周圍人產生影響。對瑞典人來說，有一個使用芬蘭語的外祖母，後外祖母，或者第三任外祖母，實屬平常，趁著外祖父離婚之前再學一門語言，也是很正常的行為嘛，想必全世界人皆是如此。
而在瑞典的媒體界，語言的繁盛程度就更強了。
懂一點日耳曼語係或者斯拉夫語係的語言，根本算不得什麼，亞洲和歐洲有大片的語言等著他們來征服，例如中東的阿拉伯語係，非洲的800種語言等等，總有一款適合你。
楊銳剛下飛機，還沒有從隨便說中文的環境中脫離出來，僅僅是在機場的三十分鐘裡，就有大量的信息被泄露了出來。
休斯頓出於宣傳的目的，並沒有第一時間提醒楊銳，上了車以後，才露出一抹笑容，道“楊教授，還有景語蘭小姐，你們要做好準備，媒體或許會報道你們的事。”
“咦，為什麼”景語蘭第一時間用英語問了出來。
“記者們中間，懂得中文的，應該會將你們說的話，全部或者部分的刊登出來吧。”休斯頓微笑回答。
景語蘭一愣“記者們裡有懂中文的”
“總會有的，即使說的不好，也勉強能聽懂吧。”休斯頓停了一下，又道“就是有的不是太明白的地方，他們也可以拿錄音回去，找人翻譯出來。”
楊銳也是愣住了“還有這樣的操作”
他這句也是用中文說的，翻譯同意發愣三秒鐘，灰頭土臉的道“楊銳先生的意思是，還可以這樣嗎”
“當然了，當時攝像機的確離的比較遠，現場也比較吵，可能收不到多少場外話，但站在您身邊的記者，也許就裝著錄音機呢。”休斯頓笑眯眯的解釋。
“像akan那種”楊銳等於是自問自答了。
離開滿地手機錄音攝像的年代太久遠了，楊銳當時避開了攝像機，卻忘了錄音機也有同樣的功能。
但錄音機多貴啊，尤其是便攜式的，給你一個腦袋大的就能自稱最新科技了。
空白磁帶也不便宜，80年代就得幾塊錢一盤呢。省台一級的電視台和報社，記者想弄一盤空白磁帶都得找副台長一級的批條子，拿不出一個合適的理由，是分不到這種十分之一工資的消耗品的。
當然，記者們平時是可以用反複洗出來的磁帶的，可在這種環境下，不說反複洗出來的空白磁帶質量如何，存檔也就等於把這個帶子給消費了。
所以，沒有確鑿的需求的情況下，記者們也不會隨便就錄帶子。
然而，這隻是中國的情況，瑞典記者顯然沒有把這麼點小錢看在眼裡。
如此算來，最近十年也就是名人們最後的幸福十年了，等到90年代末，狗仔隊們都買得起錄像帶、攝像機以及最重要的長焦鏡頭的時候，名人們的好日子就算是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