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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楊銳來說，寫文章可以是極簡單的事，也可以稍稍困難一點。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將腦海裡的文章拿幾篇出來，改一改發出去，或者乾脆就用原文好了。
要是不怕麻煩的話，那就可以改的多一點，加一些自己的思路進去。
這也是楊銳選擇的方式。
並不是楊銳不怕麻煩，而是不願意浪費一個大好的機會。
文章要是用在普通刊物上，楊銳寧願不去寫它。
堂堂諾獎獲得者，也沒有時間寫豆腐塊去賺豆腐錢。
讓有資格設計導彈的去賣茶葉蛋，那是對社會資源的最大浪費一個人若是賣半輩子的茶葉蛋，那他對社會的最大價值，或許就是有幾率生一個導彈專家。
楊銳從來沒想過要做一個態度親和的科學普及工作者，更沒有想過要寫科普文的。
麵對普羅大眾的文章，其實由普通研究水平的學者去撰寫就足夠了，或許寫的還會寫的好一些。至於大牛的科普價值，其實是針對普通研究水平的學者的，像是大牛寫的綜述，為什麼輕易就有上千的引用那都是具有普通以上的研究水平的學者們的。
不過，選入教材畢竟不一樣。
中國的教材不像是外國，80年代的中國教材也不像後世，如今的教材是全國統一的模板，而且是一用多年。
像是楊銳的文章，如果明年能加入到教材中去，那全國起碼會有一代人，將他的文章，指不定會有多少人，對他的名字耳熟能詳。
這種社會聲譽，不拿白不拿來著。
就中國的環境，這種社會聲譽也隻有科學家能得到了。像是陳景潤，就可以說是中國最知名的數學家，是否能算中國最知名的科學家，就看他和袁隆平誰贏了。
至於官員和作家，在教育係統中，終究是要趨於劣勢的，尤其是活著的官員和作家，宣傳起來風險太大，為智者不取。
而且，楊銳還有更進一步的思路。
寫科普文章，對學者來說，與其說是什麼權利，不如說是一項社會責任。
少量的承擔社會責任，是一種付出，但是，如果多承擔一些呢
比如，乾脆參與編寫新版的生物學課本
對其他人來說，編寫新課本大約是一項需要花費多年時間，花費大量的精力更不用說了。
對楊銳來說，就沒有那麼麻煩了。
而且，他還有充分的理由。
現在的生物學課本太落後了。
現代意義上的生物學，二戰以後才少量的開展起來，到80年代，依舊隻處於雛形。如果說物理已趨於自圓其說的化境的話，生物學大約剛點了一個小黑點，偽裝它是一個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