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經法會召開之時，雍、兗、司、梁四州的賑災便已開始，高僧在襄陽宣揚佛法,有錢人變得樂善好施，便連普通百姓家有餘糧也舍出一些賑濟南方逃難來的災民。
刺史楊安玄是佛子轉世，前來救護眾生的傳言越傳越廣，畢竟佛祖夢中所授的《心經》不少人都學會了，有事沒事念誦幾遍，高僧都說了常誦心經可修心靜性，得諸佛菩薩護佑。
佛寺的香火變得鼎盛起來，孔鮮專門找到楊安玄抱怨，百姓人家禮佛太甚，讓原本不富裕的家境變得艱難起來，不少孩童因此輟學。
看來凡事有利有弊，楊安玄在佛教身上薅羊毛的同時也助長了佛教的興盛,這對於推廣儒學無疑不利。
佛教在晉、秦、魏等國興盛，晉朝自琅琊王以下的文武大臣信奉佛教的不在少數，門閥士族設有家廟，像王慧龍被僧彬所救，僧彬就是王家供奉的家僧。
今年六月，獅子國國主派使者渡海送來一尊四尺二寸高玉佛像，曆時十年，天子下旨將玉佛供奉在瓦官寺，琅琊王和武陵王親自上香禮拜,京中權貴、百姓前去拜佛的不計其數。
秦國姚興篤信佛教，才會迎鳩摩羅什至長安譯經，在國內興建佛塔寺院，帶動滿朝文武和舉國百姓信佛。
魏主拓跋珪信的比較雜，佛、道、巫都信，與燕爭戰對佛寺、道門都保持敬重，秋毫不犯。
遷都平城之後，僧法果求見拓跋珪，稱其為“當今如來”，沙門宜應儘禮致拜，非拜天子而是拜佛。
這種說法讓臣民將皇帝上升為佛陀，有利於統治，拓跋珪下詔命法果為沙門統，興建五級佛浮圖，築大殿、講堂、禪堂，讓法果招收僧眾。
楊安玄知道佛教之所以興盛，是因為天下大亂，上至君主權貴，下至普通百姓都遭受到無窮的苦難，都希望能在痛苦中尋找寄托和安寧，佛教出世的主張很快與玄學一起被門閥士族所接受。
任由佛教不加約束地發展不利於自身需要，楊安玄想起道安大師在襄陽修造時曾根據漢時僧製擬定過“僧尼規範”(1)，稱“德為物宗，學兼三藏”。
道安大師所製僧尼規範、佛法憲章共有三條：一曰行香定座、上經上講之法；二曰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三曰布薩、差使、悔過等法，天下寺舍皆遵照此三條施行。
這三條規範是綱領性的基礎，楊安玄覺得針對襄陽的情形有必要對佛門提出更為深入的規定。雖然他被人傳為佛子轉世，但在佛教之中的地位顯然不夠，東晉佛門舉足輕重的人物莫過於慧遠大師。慧遠大師是道安大師的弟子，他又是慧遠大師的俗家弟子，請慧遠大師製定規範佛門行徑的製度是可行的。
桓玄任太尉時，曾對佛門結交權貴、競其奢淫、與民爭利頗為不滿，有意裁抑佛門，命沙門向王者致敬。慧遠大師作《沙門不敬王者論》與桓玄爭辯，最終桓玄折服同意沙門不敬帝王。
後來桓玄建立楚王朝，下旨限製佛教，澄清僧尼，但對慧遠大師所在的廬山僧眾表現出敬意，“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
慧遠大師致信桓玄，《與桓太尉論料簡沙門書》中稱並不反對國家政權來澄清僧尼，表示可以通過內部整頓、製定完善的僧製、加強佛教自身解決佛教世俗化的現象。
桓玄稱帝不過七十餘日，這場針對佛門的清頓不了了之，但慧遠大師提出的《法社節度》、《外寺僧節度》、《節度序》、《比丘尼節度》等佛門僧製卻影響深遠，意義重大，得到南北僧俗的尊崇。姚興得知慧遠大師所製的僧團規製後，在設立僧官的詔書中將慧遠大師的僧製作為秦國整頓僧尼的規製。
楊安玄要借重慧遠大師的規製，對雍、司等州敬佛現象進行引導和約束，讓佛教傳播不至於影響推廣儒教，侵奪百姓的財富，影響生產。
在信中楊安玄請慧遠大師將僧團規製贈送他一份，作為雍、司等地僧侶的行為標準，對借佛門斂財亂紀的僧尼加以淘汰，係之國法。
寄出信已是十二月二十日，眼看一年又要過去了。看著堂外飛雪，楊安玄有些感慨時光如梭，從穿越而來到現在已經十二年了，不知不覺之中自己娶妻生子，成了兩個孩子的父親。有了許多難以割舍的牽掛，若是有機會讓他回去從前，估計也不見得會回返了。
丁全麵色凝重地走進大堂，站在堂前抖落身上的積雪，大踏步上前施禮，將手中諜報呈上。
楊安玄看過後驚問道：“應浩自十一月中旬離開棠溪就沒有回去，都過去一個月了為何現在才稟報？”
“卑職也是剛收到棠溪暗衛的稟報，發覺事情不妙立刻前來奏報。”丁全咬牙稟道。自暗衛成立以來，立下不少功勞，楊安玄對他和黃富非常滿意，擢升兩人為五品振遠將軍。
棠溪派有五名暗衛，都是他的手下，此次呈報不及時，出了大漏子讓丁全感覺顏麵無光。
楊安玄將諜報掃看一遍後，將諜報擲在案上，怒道：“愚再三交代，鐵礦是重中之重，稍有動靜要立時稟報，你是乾什麼吃的。”
王鎮惡從案上取過諜報看罷，道：“中書侍郎應洪返鄉祭掃，應旭的族長之位被應琨所代，事物反常必有妖啊。”
楊安玄憤聲道：“不用說，應浩被應洪帶去建康了，鍛兵之秘怕是泄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