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朱元璋還是朱棣，都將大明的一切都看作自己家的私有物，這種想法並不奇怪。
朱元璋從一個破碗到坐上皇位，雖然還會想著百姓，可龍椅坐久了，就忘了自己以前的悲慘，更是為了給自己的孫子推平道路，從千古一帝變成了一個尋常的帝皇。
至於那個孫子是怎麼回報他爺爺的，就不需要多說了。
朱祁鈺在說學校的事情，可是一部分官員已經將心思放在那允許官員家屬做生意的事情上了。
隻不過，直到朝會結束，聖人還是沒有將這事說出來討論。
帶著各種心思，官員們離開了奉天殿。
親屬經商，若沒有經過朝議，文武百官也摸不準聖人的意思，雖說法不既往，可若是在法令頒布之前，要先清理一波，那自己不就撞在槍口上了？
因此，他們並不會因為得到消息就忙不迭讓自己家人去從商，當官有權，但同時對他們的要求很高，不僅是百姓看著，同僚也看著，稍微有點差錯，那就會被取而代之。
取代官員可比取代皇帝要簡單的多，所以，官員們才會謹小慎微，才會各種過度解讀。
朱祁鈺將消息扔出去，隻不過是為了讓那群需要看得到好處的官員轉移一下注意力，畢竟他所要做的重點，是逐步改變四民製度，如此才能更大程度的激發勞動力。
在不引入奴隸的情況下，打破舊製度是必須得，而且，當前大明有著最合適的時機。
曆史上，大清改革失敗，是因為其本身已經稱不上天朝，因而若是要學習西方，第一道障礙就是國本。
隻有立於萬國之巔，舉目無對手的情況下，改製才不會被人掣肘。
同治九年，當時日不落帝國同樣學習了華夏的科舉製度，從而開展了第一次事務官考試，確立了文官製度，確保了大英政府工作的效率和效果。
而在同樣的時間段裡，洋務運動慘遭失敗。
一方是日不落帝國，而另一方則是日薄西山的清帝國，同樣是學習對方在改變，所得的結果卻不同。
這可不是什麼人種問題，僅僅是因為大英風頭正盛，學習在他眼裡就是學習，而在清帝國眼中，學習西方，就是動搖己方國本，一種變相的意識形態之爭。
京城在經過朱祁鈺的改革之後，勃勃生機在擴散，讓本就有些疲乏的大明有著煥發生機的契機，又因為沒有對手，所以這些改革，就是自我革新，並不存在什麼意識形態領域的問題。
更何況，大明的大儒，隻會吹上古聖賢，可不會指著西方蠻夷說自己是劣等人種，天生卑劣。
要是有人敢這麼說，不說朱祁鈺，這些大儒就會好好將人拉到身前，給他講講為何華夏是文明，而對方是蠻夷，有必要的話，大儒也會讓對方感受一下天靈蓋和狼牙棒的硬度差距。
街道邊房屋錯落的煙囪上飄著白煙。
越來越冷的天氣，百姓對於煤炭的需求也不斷增加。
京城最主要的煤炭供應，便是西山。
現在整個官道，基本上都是畜力在運送煤炭，以往的個人背著籮筐，裝著煤炭到京城來賣的人可以說已經沒有。
懂得抓時機的商人，早就提前去西山收購散煤，運送到京城，距離並不長，利潤空間也很可觀。
當然，西山煤礦的大頭已經被西山兵工廠所控製，商賈也無法利用控製煤炭來控製煤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