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朝陽非常清楚，陸遙所謂的“難以翻閱的大山”應該就是他留給這個世界的最後一部著作《平凡的世界》，煌煌百萬字，稱得上是一部巨作。
林朝陽更清楚以陸遙的才能寫出這部小說來並不是問題，陸遙現在需要的更多的是鼓勵。
他笑著說道：“山就在那裡，你去，自然能翻過去。”
陸遙聞言微微一愣，隨後麵露沉思，過了片刻，他重重的點了點頭，“你說的對，山就在那裡。”
林朝陽這句話雖簡單，卻包涵著“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決心與氣魄，讓陸遙心中也不禁生出一股舍我其誰的信心來。
“朝陽，這部書我一定會寫出來的。”
林朝陽拍拍他的肩膀，“加油！”
次日上午，全國農村題材小說創作座談會正式在桃園賓館的宴會廳裡舉行，會場布置的與正常的座談會沒什麼不同，就是規模大了點。
這次座談會來了全國各地大幾十位正當年的作家，還有一些編輯和評論家。
章光年這個文協首領主持會議，先是冠冕堂皇的講了一番話，然後便邀請與會作家們發言。
這次來的作家大多都是中青年，王濛算是其中輩分和年紀比較大的，同時他又身兼《人民文學》主編的職務，章光年邀請他第一個發言。
王濛這個人說話辦事向來是圓滑的，他講起自己對於“農村題材”小說的認識和理解，言語間全是辯證的說詞，滴水不漏。
聽他的講話，有些在場青年作家麵露不屑。
這個年代文化界提倡思想解放和直抒己見，在他們看來，王濛的發言無疑是妄圖左右逢源。
等王濛發完言之後，又到了唐因講話，他聊的話題亦政亦文，很多外省作家聽著都不太感冒。
這也是這個年代燕京作家與外省作家交流時的一個常態，可能是因為身在首都的原因，燕京的作家們總會在有意無意之間將自己置身於政治的命題下，“左右”搖擺，間或夾雜一些時政內幕，卻言不儘。
這樣一來，雙方的交流就顯得隔了一層屏障，難以交心。
許是察覺到了一些外省作家的厭煩情緒，章光年在唐因發言結束後沒有立刻說話，而是眼神在附近的作家身上遊弋了一圈，最後落在了一個渾水摸魚的身影上。
“最近我們文學界有個十分火熱的話題，就是朝陽同誌的新作品，正好他今天也在，不如就讓他來跟大家分享分享創作經驗吧。”
林朝陽正神遊天外呢，冷不丁聽章光年點到他的名字，他不禁朝章光年遞過去一個眼神：說好了隻開會，不說話的。
章光年回給他一個鼓勵的眼神。
被點了名字，林朝陽沒辦法，隻能硬著頭皮組織起語言。
“剛才王濛同誌、唐因同誌都從各自的角度闡述了他們對於農村題材小說的認識與理解，講的比較客觀。
光年同誌讓我分享分享這方麵的經驗，說來慚愧，我是沒什麼準備的。
不過既然是分享嘛，那也不必苛求完全、圓滿，我就說點自己在創作過程中的一點體悟供大家參考吧。”
林朝陽的態度非常謙虛，但在場並沒有人會因此輕視他的發言。
在這些同行眼中，林朝陽的水平一直處於中國文學界的領軍水平，在保持著高質量的輸出前提下，還保證了非常高的效率。
出道不過幾年時間，他的代表作已經比在座有些人的全部創作都要多了。
“今天我們談的是農村題材小說的創作，我本人就出身於農村，我在農村待到二十歲才進城。
我敢說自己是個農村人，但卻不敢說自己了解農村。
為什麼呢？
一方麵是因為我自身的年齡與閱曆所限，另一方麵，一個更主要的擺在我麵前的問題是：什麼是農村？”
林朝陽突然拋出了一個問題，讓在場的人都有些猝不及防。
什麼是農村？
看似明知故問，但真當人們開始認真思考時，卻沒辦法簡單的用幾句話來概括。
“從狹義上來說，我從小生活的、看到過的地方都叫作農村，這個應該就是我們文學界建國以來所謂的‘農村題材小說’中的‘農村’。
從五十年代開始，農業合作化、大yj、人民公社運動、兩條道路……到七十年代末以來的分田到戶、農村改革。
我們的農村似乎被壓縮成了一張紙，它是如此的扁平和乏味，好像隻有這麼三五十年的曆史，隻有那些地主長工的故事。
但有時候我也在想，這個‘農村’他以前是什麼樣的？我們國家其他地方的‘農村’又是什麼樣？
我跟文學界的朋友聊天，有人跟我說，他以前在汨羅江邊插隊，離著他不到二十公裡就是屈子祠，他聽著當地的方言還能與楚辭當中的用詞聯係起來。
我記得忠實同誌跟我說，他的老家叫灞橋村，就是“灞橋折柳”的那個“灞橋”。
春秋時秦穆公建灞橋，《雍錄》上記：此地最為長安衝要，凡自西東兩方而入出嶢、潼兩關者，路必由之。
王昌齡著《灞橋賦》曰：惟於灞，惟灞於源，當秦地之衝口，束東衢之走轅，拖偃蹇以橫曳，若長虹之未翻。
從他們的口中，我們依稀可以窺見如今的農村在千百年前也曾是人傑地靈、風雲彙聚之地。
像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比如我讀沈叢文的文章，就對湘西多加注意，據史料記載：
在公元三世紀以前，苗族人民就已勞動生息在洞庭湖附近。這裡也就是苗歌中傳說的‘東海’附近，為古之楚地。
後來，由於受天災人禍所逼，才沿五溪而上，向西南遷移。
這也就是傳說中蚩尤為黃帝所敗，蚩尤的子孫撤退到山中的故事。